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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思妇诗初探(网友来稿)
刘佳杰 梁杰夫（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摘要] 在建安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有一些是以游子思妇为主要内容，如刘勰所言，它们是“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 。对于这些作品，许多评论家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在建安时期多次出现这种作品，也是文学自觉的内容之一。曹丕作为建安邺下文人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本文拟对曹丕的思妇诗做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 思妇诗 曹丕 阴柔美 思无邪 想象手法
一、思妇诗的题材与曹丕的思妇诗
1、思妇诗的源流
作为一种诗歌艺术题材的传统，思妇诗源远流长，在先秦时代就有其滥觞。《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就是一首典型的思妇诗。不过当时还没有“思妇”一词，据《文选》记载 ，“思妇”一词最早见于战国宋玉的《高唐赋》：“姊归思妇，垂 高巢，其鸣喈喈。”但此时，“思妇”是指鸟名。直到《宋书乐志》引曹丕《燕歌行》：“慊慊思妇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思妇”才确指怀念远出丈夫的妇人。
“思妇”这个文学题材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和产生它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在这一点上，就来连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孔子也不能免俗，子曰：“唯小人与女子难教也。” 在中国文明的发轫期，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就已经形成。妇女被种种男权主义所制定的清规戒律所束缚在家中，她们被要求“从一而中”，要遵守“夫为妻纲”“七出”等，否则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虽然如此，丈夫对于妻子而言仍然是唯一的籍慰。在古代的乱世，有征戍，在“盛世”，有徭役，每当自己的丈夫被迫离开家乡，也即远离自己时，对于很多的家庭妇女来说就成了很大的打击。她们的愁苦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就为思妇诗最初产生提供了素材和依据。《诗经》中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都是先秦思妇诗伟大的开端。可紧接着的是不和谐的局面。汉帝国的一统和董仲舒式儒家理念的推广，将社会风尚归于礼教中来，不仅思妇诗销声匿迹，就连原是思妇诗的《诗经》的某些篇章也被正统汉儒所篡改为合乎礼义的道统思想。直到东汉末，“位成乎私门，名定于横巷”的思想多元化局面的出现；“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令儒家道德解体，这才为思妇诗又打开了新的局面。
2、曹丕的思妇诗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人的觉醒”产生了“古诗十九首”，其中《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都是典型的思妇诗，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之后的建安诗坛上，三曹七子并出，歌咏人生之感的诗作层出不穷，思妇诗有徐干的《室思》 六首、《情诗》，曹植的《杂诗》、《七哀诗》、《怨诗行》以及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清河作》等。
另外，还有一点要仔细甄别，那就是并非所有以描写思妇的诗篇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思妇诗，因为有些人的诗作是有所寄托的，像曹植的以上几首思妇诗，就属于这一类。而真正属于表现思念远行丈夫的妻子的诗篇才可以算做严格意义上的思妇诗，像徐干的思妇诗和曹丕的思妇诗都属于这一类，本文讨论的就是这一类。
曹丕的思妇诗，严格意义上说有五篇，即《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清河作》、《寡妇》、《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虽然从数量上说，是不多的，但是历代文学作品选录的曹丕诗歌来看，他的思妇诗是几乎是必选的诗歌，而且也是曹丕诗歌留名诗坛的最有力的一类作品。曹丕的思妇诗都是在其留守邺城的时期所作，在那一个时期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之游”时期，在邺城围绕着曹丕曹植兄弟身边有一大群文人，钟嵘在《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可见文人之盛。曹丕就是在时期达到了他文学创作的顶峰。当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游宴诗，表达了他“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欢娱，然而，曹丕毕竟是位心灵细腻的诗人，在这种热闹的场景下，他有时候也会感到“乐极哀情来，廖亮摧我心” ，而这正可算他思妇诗创作思路的开端。
二、曹丕思妇诗的特色
1、阴柔美与音节协和的统一
《燕歌行》是曹丕诗歌的代表作：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何焯称其“和柔巽顺”之义。可见《燕歌行》一诗动人之处在于极具阴柔美。
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便脱离“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负朝着自觉追求诗歌艺术的方向发展。总的说来，建安诗歌重在抒情，陆机的《文赋》就明确地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仅就抒情而言，曹丕的诗歌也迥异于当时其他诗人。同时代其他诗人追求“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往往笔力雄健，梗概多气，而曹丕的诗歌“洋洋清绮”，具有阴柔之美的情感特征。钟惺也说：“文帝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他的思妇诗之所以追求阴柔之美：一方面是思妇题材的限制。思妇诗写多是独守空房的妻子思念远行的丈夫，因而写得低回婉转，引人神伤，自是人性的普遍表现。从先秦的《卫风伯兮》“焉得 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到汉末的《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再到与曹丕同时代的徐幹的《室思》“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 无不阴柔和美，绵长低徊，将思妇内心那多愁善感的情感表露无遗。另一方面是由曹丕个人的独特气质所决定的。曹丕生于中平四年，此时曹操官至典军校尉。他有机会享受上层子弟能得到的一切，又因为身在其父之下，毋需过于操心天下巨变，而有暇转入文学领域。曹丕自述“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备览。”著名的“邺下之游”就是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作为文坛领袖而兴起的一次文学盛会，他于这时所培养的“文士气”和“公子气”自然有益于他日后创作男女相思及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歌。
首先，他的思妇诗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⑴情感和柔。在曹丕思妇诗中的女性形象既不像汉乐府《有所思》中那个“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的少女，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在《长恨歌》所写的抱怨“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琵琶女，这也说明了曹丕情感具有“和而不壮，柔而不愤”的特征，因而曹丕的思妇诗越发显得气顺和柔，富于阴柔之美。 ⑵含蓄蕴籍。情感内蕴而不外露是曹丕诗歌的典型特征之一，如《清河作》“方舟戏长水，湛澹自浮沈。”这句情感内蕴，非细细体味不能明其妙。一个“细”字境界全出，将夫妻双方新婚生活的悠闲而欢快的情感表露无遗，“浮沈”则暗示了双方的不幸遭遇，引人遐思，妙不可言。
其次，曹丕的思妇诗音节和谐流畅，《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可见曹丕在追求阴柔美的同时，还注重“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即用情感来安排形式，用形式雕润情感。因而在形式上，不仅追求有丰富的文采和巧艳的辞藻，还讲求声韵美，追求所谓“音韵天成”。 钟惺曾评价丕诗说：“顾眄摇曳，情态之妙，生于音节。”但曹丕却又不是纯为“音”造文，在他的诗歌中，音节的调配要绝对服从情感的线索。像他的《清河作》，情感跌宕起伏，意脉若断实续，全诗音节也因此时而低沉掩抑，时而柔和通畅。他的思妇诗所流露的阴柔和美的情感常常用绵长和缓的音韵来表现，因而往往“情词悱恻”、“曼声抑扬”，产生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艺术魅力，故王夫之评价，《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
ё魇大都情思纯正，没有淫妇浪奔之词。如其《燕歌行》，后世许多评论家都称赞其情正词柔，刘履称：“忧来而不感忘，微吟而不能长，则可见其情义之正，词气之柔”，许学夷说此诗：“调出浑成，语皆淳古，其体为正。”“思无邪”三字，由来已久，最早见于《?nbsp;鲁颂 》最后一章“炯炯牡马，在炯之野。薄言炯者，有 有 ，有 有鱼，以车 ，思无邪，思马斯徂。”据陈奂《诗毛氏传疏》注：“思”字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际意义。“无邪”只是描写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并无深意，在此孔子用此句作为评诗标准，强调诗歌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进而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语出《毛诗序》）。朱熹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曹丕虽纵笔写一己之情，但情感的抒发很有节制，不使泛滥，如《清河作》“弦歌发中流，悲响有馀音。音声入君怀，凄怆伤人心。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在诗中，那位思妇本已悲不自胜，却强装欢容，以“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将深沉的哀思淡化，但恰恰这种淡化增添了诗歌情感的浓度，也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绝佳注脚。曹丕诗歌以清丽和婉为审美追求，迥异于承其而来的纯粹追求“华奢绮靡”的宫体诗。宫体诗是在南朝梁代宫廷中形成的一种诗歌题材，其具体内容多写闺思和闺房生活，有时写女性所用的物品，如绣领履袜，以至枕席卧具，甚至直接描写疏软横陈的美人，而这些都已经远远的背离了诗歌创作中“思无邪”的要求。
相比之下，曹丕的思妇诗思想纯正，他为《寡妇》写序时说：“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可见，他的思妇诗寄予了乱世离人的深切同情，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而宫体诗实际上是用来表现封建贵族的纵欲生活，诗风轻佻艳冶，流于淫靡。
3、兴义迭出与想象手法
曹丕的思妇诗常常是兴义迭出，勾锁关连，于从容舒卷之中，不断拓展延伸诗歌的思想感情。如《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以别妻叙述丈夫离家之后生活失去依托为全诗抒情中心。除开端“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二句交代事件外，全诗都用比兴手法，感物伤怀，悲叹身世：“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就诗中所列意象看，凉风，秋草，蟋蟀，枯枝等等，都具有苦寒凄切的感情色彩，与人物身世，生活极其相吻合。而凉风吹动大地，则草木摇落，那些弱小的生命蟋蟀、寒蝉之类，也均受其害。但就“蟋蟀鸣相随”句意来看，则又可以说昆虫在遇到厄运危机时，尤能相随以鸣，而人却避免不了别离，真是人不如物，何其可悲，诗意便在比兴中得到多层面的显现，此古人所谓“诗所以贵比兴者，质言之不足，比兴言之则婉转详尽。”曹丕诗歌中比兴的运用，正可以达到表情的好效果。另外，诗中还用了顶针句“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弛。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则又使诗歌意脉前后勾连掩映起来。诗歌围绕着别妻的活动，写她从耳闻寒蝉的鸣声，到目见蝉抱枯枝的形象；再由枯枝被风卷起、寒蝉也随之离枝远逝，联想到丈夫离家而去，自己必将会因身世播迁，以及岁月无穷、会合难期种种极为复杂是思想情绪，都在环环掩映的画面和想象中，徐徐拓展和延伸开来。
如果把“兴义迭出”这个与《诗经》有关的艺术特征与曹丕思妇诗中想象手法的运用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源于《楚辞》的后者更能够体现出曹丕本人的独具匠心。钟嵘《诗品》中说：“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又说：“（汉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那么，按照《诗品》的观点，曹丕诗风的源流上溯可达《楚辞》，细辨之下，在曹丕的思妇诗里，这种承传的关系尤为明显。我们这里不说《离骚》中的主人公“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痛楚心绪和曹丕思妇诗中主人公们“忧来思君不敢忘”的承传关系，单就一首诗中变换视角这一手法来进行考察。考察《楚辞》中的《离骚》《少司命》等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诗（文）中，主人公的视角是有变化的，有时候是以女性视角来叙述的，有时候是以男性视角来叙述的。如《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是用的女性视角，“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这里的“余”又变成了男性。《少司命》中各章人称，语气都不同，很有可能是人神相恋的对歌，而这种手法很可能是民间的首创，但这种手法在艺术上起初是粗糙的，比如说角色转换的突兀。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就对这种手法既有承传，也有创新。创新就在于他在《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中巧妙地用妻子的想象来表现丈夫的心理，反而更衬托了妻子形象的鲜明。“念君客游思断肠”一句强调妻子自身愁怨，本乃常笔，作者笔锋一转，“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妻子突然发问：“小伙子啊，你既然这么想家，你还老呆在外地干什么咧？”这么一问，才使境界全出，达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程度。
三、曹丕思妇诗的影响
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作品。这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论，这也可以算是他思妇诗的一个地位和影响，但前人已述备矣，这里就不做详论了。
1、文学抒情化的转变
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探索。最早大约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尧典》的“诗言志”的意思是“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意志的”（见《中国历代文论选》）到了汉代对诗言志的认识大大的前进了一步。《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明确将情志并举，但汉人讲志讲情，总是离不开政治教化，礼义道德，故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毛诗序》），因此汉人更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诗歌在汉末担负着沉重的教化功能，此时的诗歌与其说是“言志”，不如说是为了诗教的需要，诗歌的抒情性被大大淡化了。直至魏晋以后，诗学才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诗歌抒情的本质属性才逐渐为更多人所认识，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就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说，而只字不提“止乎礼仪”的儒家诗教，这一理论的形成并不是陆机的个人所创，当时许许多多的诗人创作个人抒情之作都为之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一批诗人当中，曹丕作为魏国储君，他的提倡对当时文人言志抒怀之作的意义不言而喻。他不仅鼓励文人们各抒己见，而且以身作则，创作了一系列极具个性的抒情诗，思妇诗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之作。它上承《楚辞》，下开魏响，文风清新绮丽，一反汉音的古朴凝重，为后人所赞赏。
2、宫体诗的先导
曹丕的诗风跟建安风骨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的，历来的文学教材，在讲到建安风骨的时候，都首先要提到它的“慷慨悲壮”，然后再举出“三曹”“七子”来作为建安文坛的典型代表。喀什，在具体评价曹丕的时候，作者们都似乎忘了与前面的总论调相一致，反而大谈曹丕的“温婉”“便娟”之义。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曹丕的诗歌不能纳入“建安风骨”里来呢？是不是意味着曹丕诗歌的艺术品位低下呢？我们认为，第一，曹丕的诗歌确实算不上典型的“建安风骨”之作，即使他有少数“大气”的作品，这一点要肯定。有人 曾为了维护曹丕诗歌的地位，而主观意图上扩大“建安风骨”范畴的外延，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第二，曹丕的诗歌，其“轻丽和婉”的诗风在当时也是有相当影响的，虽然在建安七子中只有徐幹的诗风倾向他，但从总体上看，对后世的影响，曹丕诗风甚至超过了建安诗歌。南朝诗歌，多源于魏文余响，昭然可见。其诗在关注个体命运，在把握个体哀乐深度方面，不在“建安风骨”在下。如果说曹丕的思妇诗在某一方面上与南朝的宫体诗有渊源的话，那么，可以说就是其题材与诗风方面了。题材上，前者局限于闺中独语，后者仅在乎女性形体；前者清丽和婉而思无邪，后者伤于轻艳与猥亵。宫体诗是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步曹丕诗风的后尘，只不过是曹丕“诗赋欲丽”的畸形发展罢了。这是曹丕诗风的消极影响。
[参考书目]
1、逯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华书局 1983年9月第一版
2、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三曹资料丛编》 中华书局 1980年9月第一版
3、孙明君著 《三曹与中国诗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版
4、余冠英选注 《三曹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5、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 中华书局 1956年12月第一版
作者邮箱： dashi99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