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词中豪放苦，拨乱有待今反正(教师中心稿)

谁知词中豪放苦，拨乱有待今反正(教师中心稿)

谁知词中豪放苦，拨乱有待今反正

----李清照的《渔家傲记梦》新解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的词作《渔家傲记梦》，作于其生活晚期，气度恢宏，格调雄奇，不同于其词创作“清丽婉转，幽怨凄恻”的主流特点。对此现象，历来词论家众说纷纭：梁启超谓之“此绝苏辛派，不类《嗽玉词》中语”，胡云翼谓之“她借助于梦，幻想着一条精神上可以寄托的道路”，而唐圭璋谓之“在理想的国度中求得精神的慰藉”。这些名家论断均失之偏颇，就词作的意蕴而言，只知其表，就事论事，无助于全面把握词作和词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对词作的主题认识脱离客观实际，有故意拔高的不良倾向。

一、词作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

词人借助对现实生活梦境化的艺术处理，表明了对国事的关注，抒发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愤懑，以及对此又深感无能为力的内心苦痛。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重在渲染壮阔雄奇的氛围。“天界”、“云涛”、“晓雾”、“星河”、“千帆”是其中的基本景物，“天界”、“云涛”、“晓雾”上下分列三层，分别代表天界、仙界和人间三种生活境界，而“星河”和“千帆”则是云涛层的主要景物。正是从“晓雾”这一自然景观，可以洞悉词人难以彻底超脱现实的心意。

“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是词作的主干。词人自“晓雾”而“云涛”再到天界，逐步脱离了人间的烦恼，她“原来”是天界仙子，回到了适得其所之地。天界生活如此，惬意，远非人间可比，人际关系良好，天帝和蔼可亲。正在乐而忘返之际，作者却念及人间生活的痛苦无奈，“路长”、“日暮”之际，却仅仅“学诗谩有惊人句”而已。天界与人间生活反差强烈，天帝的美好形象与诗人痛苦的结合，正好委婉地表白了词人的现实理想与政治态度。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是词人再次寻求实现理想的途径。天界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词人便把仙界“三山”当作理想的归宿，虽有大鹏可展翅的强风，但轻巧无倚的蓬舟再欲转的星河中只能凶多吉少，何况《史记封禅书》曾云“三山”相传为仙人所居，可望而见，但乘船而去，临近时即被风引开，终于没有人能够看到。看来词人的种种努力，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因此，“记梦”集中表明了词人的政治态度，虽心神游离于虚幻与现实之间，但并未被虚幻的情景所麻醉，既没有得到“一条精神上可以寄托的道路”，也没有“在理想的国度中求得精神的慰藉”，而是幽怨婉转又不失矢志不渝地表白了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关注。

二、关注政治风云的变幻贯穿着李清照的一生

李清照年轻时就具备“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识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对她颇有影响，对时局的关心伴随着其文学创作的始终，表现了女词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风亮节。

李清照生于1084年，18岁时与当朝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结婚，赵挺之依附权奸蔡京，为所欲为，甚至倾轧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李清照曾有诗句“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以示讽喻。

“靖康之乱”发生时，赵明诚正在山东淄州任上，同年举家南迁至建康，针对当时的时局特点，李清照曾有如下遗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绝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无题》），“南来尚怯吴中冷，北狩应悲易水寒”（《无题》）。她希望南宋当政者，应该象项羽那样宁死也不逃到江东，应该起用王导÷刘琨那样的爱国将领收复失地，同时对南宋统治者忘记“北狩”的父兄和失地表示愤慨。

1130年赵明诚死于任上，针对赵明诚死前曾有通敌嫌疑的传言，她追随逃避金兵入侵的赵构，以求说明事实真相，以致沦入难民队伍，颠泊流离于杭州、绍兴、金华等地，直到老死。此后的一些诗赋就能看到闪烁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光芒。她在《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的诗中写道“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洗山河，去洒青州一    土。”，在《打马赋》中写道“乱曰：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见纷纷尚流涉，满眼骅骝及騄耳，时危安得真如此？事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再次表明了她对广大人民生活的同情，以及希望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因此李清照在这首词中流露出的政治态度，符合她的为人处事原则和一贯的政治表现。

三、难以超脱源于不可忽视的性别特点

词人的政治态度表现得如此幽怨委婉，欲说还休，主要的根源在于差异显著的性别特点，现以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候》与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这两首与之同题材的作品，与之予以对比分析：

（一）、“梦境”内容不同。辛、陆二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抗金战争，所以“梦境”内容全为真实场面，“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与“壮岁旌旗拥万夫，锦儋突骑过江东。”均于史可鉴。而李清照没有现实经历作依据，对时局的态度只能借助虚幻的想象，则实出无奈。

(二）、感情流露不同。陆、辛二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抗金战争，所以失意之时，把壮志难酬的原因直接归为朝廷的投降政策，同时表露出既无奈又愤慨之情。“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之类的感慨，这是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可以起到心理平衡作用。而李清照虽然在“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中流露出对时局的不满，却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悲痛之状也非常人可以理解。看似浪漫的举动，实在不切实际，反而觉得可悲，如此抒情方式，实际表达效果只能与其主流词创作异曲同工。

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因性别因素导致的经历不同，封建社会的女子们，聪明才智全被扼杀，根本不能步入科举取仕之门，政治上难得有实际作为；李清照对政治生活的殷切关注，只能换来无以名状、难以表白，同时又难得心理平衡的极度沉痛。

王国维曾云：“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在词作分类中，豪放词与婉约词一字并肩，长期以来分类标准有二：其一、以作者的创作风格划分。明张綎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正是此理。其二、以作品内容划分，一般来说豪放词笔力遒劲，境界开阔，气魄宏大；而婉约词则感情细腻，清丽婉转，幽怨凄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诚如斯言,这首词气度恢宏，意境壮阔，想象丰富，颇具豪放词的一切外在特征，同时也仅仅如此而已。忽视词中流露出的那种对政治生活的密切关注，却无法实现又难得找到解脱途径的沉痛心境，则是以前所列三位名家及其他一些词评家认识偏颇之处，这对李清照的人格力量便形成误解，如果拙作能达到为词人正名的初衷，本人将不胜荣幸之至，同时还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