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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关切与尊重a href=https://bbs.ruiwen.com(本站论坛专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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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我曾经是个很单纯的应试高手。
在听从何老师的指点，下了很大工夫认真研究考题之后，我发觉自己的应试水平迅速飞涨。当时我们的学校只是一所镇上的子弟校，生源欠佳，教学条件也较差，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创造了学校的升学奇迹。奇迹发生之后，我们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专业，一时间，我似乎已经成了学校乃至全市语文教学的高手，学生的喜爱，同事的肯定，家长的期待，让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名师”的曙光，直到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
可可是我01级的学生。
我接到她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二了，那时候我们的班级做了调整，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可可以前是另外一个班的，但是因为她的优秀，在我教她之前，我们就认识了。
多年以后，我的记忆中仍然很清晰地浮现出那张很阳光的脸，圆圆的脸，剪着齐耳的短发，很精神的样子。眼睛很纯洁的闪亮，脸上总是挂着笑，不同的只是有的时候是微笑，有的时候是大笑。
刚接到可可后不久，就到她家里进行了家访，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看得出来，父母很爱她，捧之为掌上明珠，但是对她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
可可对成绩很看重，记得几次看成绩，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在办公室就哭了起来。老师们都认为这孩子上进心、自尊心强，又很懂事，是很让老师省心的那种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教育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看看人家！只是因为没有考上110分就在办公室都哭了，你们呢？考6、70分还扬扬自得！”
可可学习是很努力的，老师说到的内容，她总是很认真踏实地去学习，从来不打一点折扣，但是私下里我们也说：可可的天赋比起年级最优秀的几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她的成绩始终不能达到年级最好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把这话跟可可说，相反，在她不断努力而成效总是不是太大的时候，我们还一起鼓励她：
“加油！就这样，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教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她的语文取得了全市第一的好成绩，她到我寝室来看成绩，我告诉了她，可可欣喜若狂。记得那天，西昌很少有地下了雪，而且很大，地上都铺上了。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可可和另外几个同学高兴得打起了雪仗，也许是得意得忘了形，不小心把一大团雪打在了一个老太太的脖子上，老太太很生气，说自己有心脏病，要是打坏了她是要负责任的，还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哪个班的，可可和几个闯祸的孩子吓得不敢出声，垂着手老老实实地站着。我上前又是劝又是保证，最后把工作证拿出来给老太太看，并说几个孩子是我的学生，出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老太太才放了她们。
那天，可可曾经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喜欢高三的一个男孩子，觉得爱得很痛苦，因为对方似乎并不知道，同时又觉得高中谈恋爱也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所以心中还有很强的负罪感。我告诉她青春期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何况她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本身也很优秀。爱的萌动是一件美丽的事，不是罪恶，但是，从理智出发，现在应该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让一切自然而然地成长。
可可写得一手好字，是书法四段。那时候我为了评职称过三笔字关正在家里狂练毛笔字，有一次她和其他的孩子来玩，正碰上我写字，我得意地指着我的字问可可：
“你觉得哪个字写得最好？”
可可很认真地看了看，回答说：
“都写得不好。”
大家哄堂大笑。我让可可写，她提笔就是一手漂亮的隶书，写竖笔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写的是屋漏痕，用笔刚劲有力，一点都不像平时的娇娇女。
有一次诗词鉴赏，可可介绍的是曹操的《短歌行》，我走进教室，她已经用隶书将整个诗抄在了黑板上。那次讲解十分成功，我上台总结的时候，说：
“今天的鉴赏，我觉得是‘三绝’，一是曹操的诗写得好，二是可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讲得十分精彩，三是这黑板上漂亮的字，几乎让我都舍不得擦了！”
高考之前，高三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在紧张地帮学生辅导志愿，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都很紧张，几乎每个学生的志愿都经过了我们与家长和孩子的多次磋商和考虑，只有可可的志愿，从一开始到结束，几乎我们就没有插过手，全部是她父母决定的，其中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全班同学的志愿表都交上来很久以后，她的志愿还没有最后确定。我催了很多次，终于在上报教育局前一天交上来了。我们看了一下，觉得一志愿稍微有些高，可能她要超水平发挥才能考得上。但是这是她父母和她一起决定的，我们也不大好说什么。
黑色的七月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可可没有能上重点，在普通本科，她报的是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专业是预防专业。我们都觉得这个专业很不错，
送走01级，我接任04级的班主任，担任年级组长，事情更多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直到一学期以后，我和几个以前教他们的老师都接到可可的长途电话，说她不想在那个学校读书了，想回学校来复读。我们都觉得不太妥当，但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劝她，只是告诉她要慎重。给我的长途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也许是出于推卸责任，我最后还是说决定权在你自己，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清楚，不要匆忙做决定。
之后，我几乎都把这事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同事告诉我，可可真的回来复读了，跟着高二走，那时候我教高一，成天忙得昏天黑地，也就是回答一声“是吗”。
那时候，就经常在校园里看见可可，她长高了，更婷婷玉立了，见到我还是很甜地微笑，说：“夏老师好！”我也和以前一样回答：“你好！”有时候也停下来问问最近学习情况如何，感觉是否吃力等等。
听教她的老师说，刚来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很拔尖的，但是到后来就渐渐落后了。我说复读生的情况都是这样，因为经历过高三的集中强化训练和高考的洗礼，开始复读的时候实力都是很强的，到大家都到高三的时候，就渐渐不如应届生中的高手了，不足为奇。
我带高二的时候，可可参加了高考，那是03年，那一年，开始估分之后填报志愿。
那天早晨，同事来找我，说可可在找我，好像想找我谈谈。在上一届的时候，可可和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我说我忙得要死，回头再说吧。
中午吃了饭，我在家里上网，接到了一个老师的电话：
“你知道可可的事情吗？”
我淡淡地回答：
“知道，她今天早上说想找我谈谈，但是当时忙，回头我跟她谈谈。”
“不是！你知道吗？今天中午她已经服毒自杀了！”
医院里，可可的母亲已经哭得昏过去几次，她的父亲表情木然地坐在那里，单位上的同事和闻讯赶来的一些老师正在劝导他们。我想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一个朋友领我到停放可可遗体的房间，她躺在地上，表情很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发觉，好像她又长高了，我想说什么，但是一开口，却是号啕大哭。
那天晚上，我上网，想写可可，可是一摸到键盘，感觉到的就是心如刀绞，根本无法写下去。
一个20岁的女孩子的生命，对于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来说是不算什么的，学校关心的只是这事是否与学校有关，甚至把我们这些跟可可有过密切接触的老师都叫去开了个会，还拟定了如果记者来访时我们统一的回答模式；老师关心的只是这孩子承受压力能力太弱，家长引导也不对，或者还有说我早知道这个孩子会出事的。一年以后，我走在路上，遇见可可的父母。他们走在我前面，曾经显得比较镇定的她的父亲已经老了起码30岁，走路都不稳了，她的母亲搀扶着他，两个四十岁出头的人就像是6、70岁的老人一样。我走在他们后面，却不敢招呼他们。
一年后，我带完04级高三之后，我离开了那个学校，那座城市，原因有很多，但是可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在问自己：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对可可的死，我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我到底是在培育英才还是在为虎作伥？教育的本原到底是什么？除了分数之外，我们还应该对孩子的什么负责？责无旁贷地负责？！”
我想起了我教她的时候对她的那些“严格要求”，想起我把她因为成绩不满意在办公室哭了当成正面典型来教育那些“后进生”，想起我们刻意不顾她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地给她提出更高的要求，像资本家一样恨不得榨出她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作为她以前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不应该为她的死而负责吗？
我想起了好友梁卫星说过的那句话：“站在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此时，我们的罪是以一条鲜活生命逝去的方式呈现的，如此残酷，如此悲伤。纵然我们培养出了一万个所谓的清华北大，但是我们让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而死，这样的教育能够说是成功的吗？
我经常还会想起可可，想起那个生命永远停止在20岁的女孩，想起她圆圆的脸，齐耳的短发，一笔漂亮的隶书，想起她爱着高三的那个男孩，想起那次打雪仗，想起她如果还在，也许已经恋爱，结婚，或者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宝宝。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到后来，我耳闻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逝去的事情，这些消息多得让我们都快麻木了，可是我仍然想问一句：到底是教育为了生命还是生命为了教育？一种模式生命的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漠视生命的教师是不是合格的教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
多年后，我看到张文质先生的著作，其中的四个字让我醍醐灌顶：
生命在场。
回顾我走过的教育之路，时时刻刻分数是在场的，有时候“表现”在场，有时候“态度”在场，这些构成了我以前教育的整个评价体系，也成为别人，特别是学校和家长对我的评价依据。学生在成绩上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我被迫在学校和家长的压力之下开始怀疑我的教学，以分数为依据改变我的教学，哪怕这种改变实质上是在压榨学生、摧残学生。作为一个教师，我时时刻刻生活在考试的恐惧之中，生怕哪一次、哪一个学生成绩下滑，甚至一次学生正常的成绩变化都会严重影响我的判断，为分数而喜，为分数而悲，在分数的指挥棒下疲于奔命，这样的教学，难道是有自信的教学吗？是真正为学生成长助跑的教学吗？
成绩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成绩上的教师，会因分数的失利而自信全无；领导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领导评价上的学生，也会因领导不尽正确的评价而否定自己；甚至学生也是不可靠的，将自己完全建立在学生评价上的老师，也许不会意识到，学生也正处在成长之中，他们的评价往往也是建立在个人好恶基础上的，对老师的辛勤付出，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厌恶而不一定是感激，而所谓的好学生，他们的评价标准甚至会比专搞应试的领导还势利。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有身在最高层。只有超越了现实功利的老师，才能超越现实压在我们头上的阴霾，才能置身于云层之上观察教育：身下的云层永远是温暖而雪白，头上的蓝天永远是湛蓝明澈，站在这样的高度的老师，怎么会没有教学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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