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人亦虫 可叹可悲--浅说《促织》的思想性(教师中心稿)

亦人亦虫 可叹可悲--浅说《促织》的思想性(教师中心稿)

●纪拥军

《促织》是《聊斋志异》里的名篇，也是《聊斋志异》里最杰出的、闪耀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的一篇。它写的是一个“离魂”的故事。其实，这种故事本身并没有新奇之处。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无论是六朝志怪还是唐宋传奇里，这种题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中的《庞阿》可以说是“离魂”故事的鼻祖。它写的是石氏女对庞阿一见倾心，因无由自达，常常魂不守舍，她的梦魂常到庞阿家，以至多次被捉住送回。唐人陈玄佑的《离魂记》比《庞阿》的仅仅是“粗陈梗概”有了进步。主人公倩娘的性格较为鲜明，其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了。到了《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阿宝》，这种离魂故事就发展得更完美了，情节上更为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可感了。       

与以上这些“离魂”故事最大不同的是，《促织》不再是因男女双方两情相悦或者一方单相思的“精诚所感”而演绎出的“离魂”型的爱情故事。它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魂飞魄散”的人间惨剧，而且“离魂”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个还不通世事的九岁小孩。这就决定了《促织》与以上这些作品相比，除了在艺术上更为精美之外，更主要的是它有着更高的思想价值。

《促织》这篇小说的题材显然与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中如下的一段记载有关：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谴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谴，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促织》虽然是取材于这段史料，但绝不是机械地照搬。蒲松龄发挥了自己的杰出的艺术创造的才能，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使《促织》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远非原来的史料所能相比。

《促织》一开头就指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同时也是交代故事的起因，其实也是悲剧的社会根源。下文就成名一家围绕促织这只小虫子的得与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成名因没有促织交差，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只得“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在故事情节来说，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却又忽然别有洞天，有了转机：成名得到了神卜的指点，居然捕到了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于是“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也”。然而，一曲未终弦，铮然而变。好奇、顽皮的儿子一不小心，弄死了促织。面对如此巨变，夫妻二人，一个“面如死灰”，一个“如被冰雪”。要找儿子算帐，最后却“得其尸于井”，成了一个人虫两空的惨剧，“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至此，故事情节已有了两大转折。紧接着又有一个转折，不过这一转折不象上面的两个转折那样大起大落，而是舒缓、沉着得多了。伤心欲绝，只待一死的成名忽然又听到了促织的叫声。循声搜寻，发现了一只“顿非前物”的小促织。因为太弱小了，不想要它，但小虫子“忽跃落襟袖间”，成名只好勉强收留它，不过还是“惴惴恐不当意”。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只小虫子勇不可当，不仅打败了“一切异状”之促织，而且还善斗鸡，还能“应节而舞”。于是，“上大嘉悦”，于是成名否极泰来，入学、受赏。最后，作者才交代，原来这只促织是成名儿子的魂魄所化。

故事情节共有三大转折，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三大转折中，有两个转折是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实现的，但它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成子魂魄化促织这一情节，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可谓是入木三分。原史料中只是非常写实地记载了夫妻双亡，而蒲松龄则幻想出这一情节，用看似喜剧的反讽方式大大加深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加强了它的批判性，再现了封建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语）的罪恶。这一情节，并非完全是蒲松龄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他在借鉴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而作出的艺术创造。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样的两个时代。人，从来是没有被当作人的。岂止是不被当作人，甚至也不被当作奴隶，而是被当作虫豸。我们看看《促织》中的成名，特别是成名的九岁的儿子，他们不都是虫豸吗？他们的境况甚至比虫豸还不如。

小小的一只促织，却能让人如痴如醉，如疯如傻。得之使人生，失之使人死。围绕促织的得与失，一家人的情感是大悲和大喜的截然不同的变化。更为可悲的是成名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性未泯的九岁小孩，只不过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揭开瓦盆来想看一看这只让“举家庆贺”的小虫子，却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儿子生命垂危的时候，成名想到是儿子弄死了促织，“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儿子的性命居然不如一只小虫子重要。而且，岂止如此，成名的儿子就是投井了这事也不能完结，他还必须要让自己的魂魄变成一只促织，代替那只促织，再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格斗。而且他必须要赢得那些格斗，才可以保他的父母无虞，才可以弥补他的“过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早已不复为人，哪里还有半点做人的价值，做人的尊严？他跟促织这类小虫子没有了本质的不同，它们同是供统治者玩乐的一种东西而已。至此，蒲松龄用他那支“高人一等”、“入木三分”的如椽巨笔，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的沉重压迫，对人性的摧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它可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鬼，甚至让你做鬼也不得安宁，必须要变成虫豸，继续为统治者服务，继续供他们玩乐。

岂止是成名的儿子是这样的鬼魂，是这样的虫豸，还有成名，成名之妻，乃至整个专制社会里所有的小人物都是这样的被异化了的鬼魂和虫豸。这正是封建专制社会里小人物命运的可叹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