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师施暴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恶师施暴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中国教师报     2003-05-15     周士君 

    据《南方都市报》４月２０日报道，１２岁的成都市新都四中初一学生小强（化名）课堂上突然尿急，就把尿撒在了饮料瓶里，班主任梁老师竟然逼他把尿喝下去。因小强不从，梁老师不但一左一右给了小强两个耳光，还把那瓶尿向小强兜头淋下！其实，类似让学生喝尿甚至吃屎的“恶师施暴”事件，性质虽然恶劣，但却层出不穷！难怪该区区委书记李仲彬激愤地在报道旁写下批示：“我们如何向学生交待？我们如何向家长交待？我们如何向社会交待？当事老师的做法太恶劣！希望教育局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可杜绝，杜绝！为何又往往是屡杜难绝？

    首先，管束型的校规校纪，是引发恶师施暴泛滥的罪魁祸首。就时下许多学校的校规校纪来说，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学生当做校方和老师们管教的对象对待，而班主任或老师就是当然的“管教干部”。如此，本来在师生间就已强弱分明的关系，便进一步得到强化，老师是当然的强者，学生是当然的弱者，而弱者的一举一动，则都必须得到强者的批准和默许。不然，则一律按违犯“班规班纪”甚至是“校规校纪”论处，就会受到花样繁多的处罚。而且这些处罚往往是因“时”而异，甚至是因“师”而异，随意性强，说变就变，常常令学生恍若置身雷区而谨小慎微，无所适从。像小强自习课上尿急，欲请假又找不到老师，便利用自己座位紧挨着墙壁的“地理优势”，才把尿撒在了空饮料瓶里。如此“三急”都得获老师批准的“铁律”，在时下的学校几乎比比皆是！可如今我们再来反思一下这样的纪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靠如此缺乏人性的纪律，也将必然会繁衍出缺乏人性的恶师！

    其次，多数家长放弃追究，客观上纵容、助长了恶师施暴行为。在时下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在许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中，他们难免陷入老师对学生严加管教是对学生的爱护的认识误区。不管是施行体罚，还是人格侮辱，只要不伤及孩子的“硬件”，多数家长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跟校方和老师进行太多的计较。孰不知正是这种迁就的态度，恰恰成为怂恿恶师施暴的活化剂，令一些德行不全的老师撤除了虐待学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小强的爸爸面对儿子被辱的事实，竟然说：“我早就授权梁老师管严点，随便打，打出事了我自己负责。”而私下，小强的爸妈还不止一次地想让记者放弃报道儿子被辱的事：“如果这次报了，老师受了批评，哪个还敢管他？”这恐怕才是家长们对恶师施暴不敢深究的真正原因吧！

    再者，不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解决，是恶师施暴屡禁难止的措施障碍。类似摧残学生身心健康的体罚，因为没有造成学生明显的“硬件损伤”，家长往往便缺乏将恶师送上法庭的决心。其实，若站在法律的高度，多数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处理起来都不乏充足的法律依据。但最终却因“民不告”，结果当然就是“官不究”了！于是，对恶师的处理，便由学校和教育部门“自行解决”了，故而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就无非是“停职反省”、“书面检查”，或调离教师岗位，或干脆“异地任教”，了不起来个“开除公职”，恐怕也就算是严重透顶的处罚了。试想，用如此低廉的“作恶成本”，又如何能促使恶师们收起其“施暴”的黑手呢？

让公众知情是政府的职责

■ 陈  枫

    《中国青年报》４月１９日报道：武汉市水果湖第一小学１８日上午发生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六年级三个班的近百名学生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由于医院的尽力救治，学校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真诚面对家长和公众，将所有信息及时公开，使政府有关部门赢得了处理突发事件的主动权。这起事件的妥善处理说明，面对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有关部门真诚面对公众，坦诚告之事情真相，公布政府为之做出的努力，就能赢得信任和理解，从而赢得处理问题的主动权。

    对比起辽宁海城豆奶中毒事件中，有关部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之举，武汉市政府部门主动真诚地让公众及时行使知情权，不但没有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反而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树立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良好的形象。经常有一些事故发生后，当地的政府部门往往以公开事件、让公众知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为由，拒绝了媒体的监督和公众的质询。实际上，不公开的理由只有两个：要么涉及到国家机密、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能公开；要么是由于部门利益或者个人的不法利益不愿意公开。显然，从民众舆论的趋向上讲，阻止他们知情的理由趋向于后者。

    不让公众知情、实行“愚民政治”所基于的社会基础，在于信息的不发达和社会的非理性，所以在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当中，这一专制统治得以推行。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政府面对的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面对的是一群相当理性的市民。政府阻止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只会导致谣言的增加，从而降低政府权威。我们的政府不应当在事故没有公开前，就“有罪推定”地认为，事故的公开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事实上，公众知情权的行使，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方面，有利于弥补政府依法行政过程中的职能缺陷。应当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都是些政治精英，但是涉及到一些解决问题的专业性知识和技能，群众中的一些专业人才更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公众知情权的行使有利于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正如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监督基于判断，判断基于知情，知情权是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知情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缺少知情的监督是“假大空”的监督。

    面对事故，政府的职责不但是要让事故得以解决，而且要以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解决。法谚云：“正义不但要得以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事故解决的结果重要，事故解决的过程让公众知情同样重要。我们和非典型性肺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公众的知情和问题的解决一样，让公众知情可以有效地制止恐慌，维护社会的稳定。让公众知情，而且是让公众及时地知情，这是我们的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