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骂余杰

我们应该怎样骂余杰

    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说实在的，看到余杰有这样的下场，我真是快乐的不得了，因为她实在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无聊文人，自己赚够了钱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以他丫和贺雄飞等人勾结得到的那些版税，他还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他就是得了爱滋病也治得起，另外，大家别忘了余杰先生的钱是怎么挣来的，骂完了这个骂那个，还处处“以民间的名义”，活该！现世报应来了！还无耻地要找接受单位，不是对李敖推崇有加吗？有本事学李敖，什么组织也不要，再作几年牢，这样才真正算是真汉子，他骂人，说这个作家没骨气，那个作家是条狗，他自己不是现在也在做被中国作协先奸后杀状摇尾乞怜吗？李敖什么时候乞求过谁？什么时候妥协过？什么时候写下过这样无耻又无知的文字，活该，你别再装出这种样子了，你比那些下岗的工人强多了，你还不知足？你知不知道，有的青年学生是那样崇拜你，他们把父母的血汗钱拿来买你的书，你对得起他们吗？还有，不要动不动就把北大抬出来，你丫配吗？北大永远以你为耻！

    我要问，如此露骨的幸灾乐祸、挟私报复、落井下石，除了心理阴暗，还想得出其他的原因来解释吗？余杰过去的一些行为可能是闹剧，现在对余杰的如此围攻，难道不是更大的闹剧？

    诚然，余杰有不少毛病，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握，自以为是历史法庭的主审官，于是对他看起来异类的人和事穷追猛打，不稍姑息；实际上他的判断力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完备，因此他的神勇往往用错了地方，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树立了一些不必要树立的敌人。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今天非但没有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同情反而遭到那样的围攻，可以说也是一种必然。但，余杰的错误再怎么拔高，在宏观角度也只是不成熟而已；他的言行有偏差，我们可以不同意，可以与之论战。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某些偏差而否定他的全部思想，全部人格。换句话说，他的某些偏差并没有授予我们幸灾乐祸、挟私报复、落井下石的权利。

    余杰的某些偏差，有他个人的责任，这是无法推卸的，但更有历史的，社会的责任。建国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是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精神上先天就带有好斗基因，偏执基因，先天就匮乏兼容并包宽以待人的厚道。余杰也受着这种政治文化的浸染，何能幸免。他的不宽容，他的苛刻，他的尖利，更多的，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认为他不过是想靠骂人出名，纯属臆测，没有实证意义上的依据，因而没有说服力。所以，余杰的错误，并非不可理喻。而且余杰毕竟年轻，人生路向并非不可逆，假以时日，他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处世哲学，使之趋于理性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善意待之？为什么不能给他以机会？

    从更深层次来说，余杰曾经怎么样，和他今天的遭际，这是两类问题，应该区别对待的。余杰现在所争取的，是工作的权利。他过去有过偏差，但他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仍然依法享有工作权、生存权、言论权，过去的偏差并不能导致他的那些权益的丧失。如果他现在确实在那些方面遭遇了不公，那么，他争取那些权益、捍卫那些权益，就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就应该寄予同情乃至是声援。即便我们不愿意那么高尚，不想同情和声援他，至少，我们可以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作为余杰的批评者，其人格起码不能说驾乎余杰之上吧？那么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余杰呢？

    当然，话又说回来，到目前为止，这次的余杰事件虽然已经诉诸公众，虽然事实上已经无法掩饰，但公布的信息实在太少，余杰已经说话了，而对立方至今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这种不对称是很难理解的，而且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就我个人而言，不希望对立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希望对立方有什么怯懦或者是傲慢；对立方也应该不至于有什么难言之隐，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怯懦或者是傲慢。倘真如此，请对立方尽早给公众一个说法，以澄清真相，避免公众误解。据悉，余杰与对立方曾经有过协议，协议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协议不能执行，只有在了解有关这些细节的基本事实之后，才能判断谁是谁非。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出真实。为此必须继续说话。余杰应该继续说话，但要限于陈述基本事实，而不要情绪化。对立方更必须走出沉默。找出真实，对话协商，寻求和解，这是解决此次事件的理想模式。如果歧义实在太大，那么，诉诸法律也不失为正确的解决之道。

    我们的社会，你死我活、无情斗争、无情打击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为祸极烈。余杰事件演至今日局面，此种思维不能不负有很大责任。必须多一点宽厚，多一点温良恭俭让，多一点妥协精神，总之是多一点理性，问题才会有一个完满的解决。偏执一端，火上加油，都不是君子所为。请当事双方深思，也请旁观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