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的婚恋经历与他的戏剧创作

田汉的婚恋经历与他的戏剧创作

闵建国／文

　　田汉早期的剧作局限在婚恋的圈子里，充满着感伤、浪漫和惟美的情调。20年代末期，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出现了“转向”。他的“转向”过程，也可以说是他婚姻调整的历程，既有失落的困惑，又有获得的喜悦。

　　1919年，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回家探亲，得知舅妈正准备把他爱恋很久的表妹易漱瑜嫁人。俩人就一起到上海请易的父亲做主。不久，易的父亲资助他俩去日本。

　　在日本期间，田汉写下许多情诗，抒发了对“灵肉调和”的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田汉又结识了易漱瑜的两个女友，和这三个女性在一起时，田汉谈论的最多的是他正在酝酿的剧本《梵峨嶙与蔷薇》。在三位女性的激励下，田汉终于在1920年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1920年底，田汉与易漱瑜在日本正式结合。他们相爱至深，使田汉的话剧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和《咖啡店之一夜》等。

　　1922年，田汉与易漱瑜一起回到上海，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宣称“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夫妻两个辛勤耕耘，确实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这就是1924年刊登在《南国》上的独幕剧《获虎之夜》，剧本成功地描写了一对向往自由幸福的青年男女形象。此剧不仅是田汉早期剧作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话剧创作的一部杰作。

　　正当田汉在创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妻子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易漱瑜去世前，曾让田汉与她的好友黄大琳重新组建家庭。1927年田黄在上海结了婚。婚后发现彼此在性情、知识上相差甚远，对生活的追求也不一致。这使田汉感到异常的烦恼和痛苦，田汉正是带着这样的心境创作了《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这是田汉因婚恋而产生的特有的思想、情绪和心境的体现。

　　田汉在没有与黄大琳离异之前，另一个女性林维中便走进了田汉的生活。1925年，林维中在新加坡看到《醒狮周报南国特刊》上田汉的散文《从悲哀国里来》，为田汉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所感动，于是，与田汉有了通信来往。但林维中虽然羡慕田汉的才情志向，却对田汉的文学事业并不理解，无法成为田汉志同道合的伙伴。田汉再一次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还主要来自于他和林维中结合之前结识的一位浪漫、热情而又豪爽的“红色女郎”安娥。

　　安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1927年赴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们不仅思想上有共同语言，事业上也有共同志向。于是，两人很快热烈相爱而同居。1930年，林维中突然从南洋回来，安娥只好和田汉痛苦分离。

　　田汉虽与安娥分手，但安娥对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影响巨大。20年代末，田汉的戏剧题材开始向社会问题倾斜，不论是创作思想还是表现手法都逐渐向左翼文学靠拢，突出了戏剧创作的革命性。

　　田汉的“转向”与安娥的影响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她是以革命作家的身份，带着争取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来结识田汉的。当时安娥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给田汉带来了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观念，使田汉在创作的题材上迅速拓展视野，创作方法也转移到现实主义上来。

　　1937年冬天，田汉在赴南京的轮船上，意外地遇上了安娥。于是，两人又走到了一起。从此，田汉在安娥《渔光曲》的感召下，经过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和抗日烽火的考验，于1947年，终于写出了他“转向”以后最成功的一部力作《丽人行》。

　　《丽人行》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不同阶层女性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其中李新群的形象，隐含着安娥的身影。李新群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创办学校，印传单，面对特务的搜查，她机智勇敢，沉着冷静，表现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此剧演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来源：《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