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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今天中日少年的较量还在重演历史？
中国教育报 2000-12-08 时晓玲
●爱孩子是人类的共同天性，然而爱的方式不同，却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从8年前发表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到今天不断敲击着人们心灵的《千年警世钟》，孙云晓一直在矢志不渝地表达着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8年过去，历史却仍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爱孩子是人类的共同天性，然而爱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8年前，作为青少年教育问题专家的孙云晓，曾向国人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参加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当年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放牧过的乌兰察布盟，年龄在11－16岁的中日少年根据要求，人人负重10多公斤，至少要步行23公里-29公里。整个过程中，便发生了这样一些情景：刚上路时，日本孩子鼓鼓囊囊的背包里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里只装点吃的，才走一半路，一些中国孩子便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求助别人支援；野炊时，凡抄着手不干活的，全是中国孩子；中国孩子走一路丢一路东西，而日本孩子却把用过的杂物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觉，日本生病的孩子硬挺着走到底；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孩子，中国家长却把孩子拉上车驶过最艰难路段……
孙云晓为此痛心不已。他说，每个民族都在培养自己的后代，日本人教给后代的是生存意识和环境意识，是能力和公德；而我们的爱心却表现为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孩子免受苦累，结果却使他们最终失去了生存能力。难怪一位中国孩子直言不讳地这样抱怨：从小到大，谁让我们去野外探险？从来没干过的事我们怎么能会？
孙云晓说，这哪里是中日两国孩子在草原上的一场较量呢？这分明是两国大人之间的较量，是两国教育在较量！
孙云晓的一番发现，着实让国人震惊不小，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教育大讨论。人们开始警醒，开始反思，怎样的爱才算是真正的爱？为了民族未来的强盛和希望，中国的大人们敢不敢让孩子经受风雨磨砺，有没有勇气面对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历史总是这样地值得回味。
8年后的夏天，孙云晓又亲历了一场中日青少年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一次探险。
这次是在日本境内海拔2053米的原始野山--黑姬山。
黑姬山是日本一座名山，但山上却几乎没有路，没有一处服务点，就连有水的地方也找不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时都会摔倒。按孙云晓的亲身体验，在茂密丛林中跋涉攀援的这14个小时，最后靠的早已不是体力，而是意志在拼搏，在支撑。这次中国的7名孩子是胜者。他们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们是经得住艰苦环境考验的。他们不仅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和奋力攀援，最终征服了这座险象环生的原始野山，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然而登山途中的种种遭遇和与之相关的一些青少年成长环境问题，却让孙云晓在与孩子们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较量之后再次陷入了沉思。
其一，中国少年的生存能力依然不容乐观。登山之前，日本孩子作了充分准备，中国孩子缺东少西；登山途中，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喜欢一路高谈阔论，总想坐下休息；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绝不把水喝光，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
其二，也是孙云晓最想表达的：中国孩子在这次登山探险中胜利了，但他们胜利的基础显然不牢靠。登山探险途中，孙云晓和中日孩子们一样，跌倒了爬起来，在突遇暴雨的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且须随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甚至生死考验。他不止一次地自问：这不是一次很恐怖的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孩子虽有缺陷，但他们和多数日本孩子一样是胜利者。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种锻炼机会吗？
问题到底出在哪?
问题其实并不难发现。不是中国孩子生来就弱于日本孩子，而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们的生命活力。
中日两国父母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态度何其不同！
在日本，类似登山探险之类的活动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一旦发生意外，日本人会认为是给集体添了麻烦，应由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
中国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则大多将学校告上法庭。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地方教育部门也一再三令五申，没有把握保证学生绝对安全，就不许组织野外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就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就越少，一旦去野外就越容易出事。长此以往，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自我窒息、自我弱化。
全中国的父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但他们几乎会说同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于是，便有了中国孩子去日本探险登山的几天里，父母一个晚上能连打三次电话千叮万嘱，第二天还用国际长途叫早的奇事。再联想这几年的高考前后，一些媒体升温加火地热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车辆不许通过考场附近，连知了叫也要打上一竿。试想，这哪是在培养21世纪的接班人？
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未来，需要有整体素质较高的一代人，而其中生存意识、实践能力和意志品质又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是靠布道说教能解决的，必须亲身去体验。难道日本国民不惧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从而赢得把握未来世界竞争主动权的做法，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差异，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把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难道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生死较量?
教育是爱的事业，但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毁掉未来。不同的爱的方式，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殊不知，中国的一些父母们，正在辛辛苦苦用自己的爱心，培植着孩子悲剧的命运，也在制造着21世纪中国前途的灾难。
孙云晓认为，与8年前相比，国人的教育意识已经趋于成熟，现在不是坐而论道的时候，而是要尽快行动起来，完善一些社会制度，健全一些保障体系。
为此，孙云晓向国人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千年警世钟：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会怎样做人。
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教师，解放教育。而这一切的关键是要有法律的保障和国民的共识。
一个明智的民族给予青少年的保护应当是积极的
不久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深圳举办了2000年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专家论坛，孙云晓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每天因意外伤害死亡的15岁以下儿童有上千人，这等于说中国每天要消亡一所千人以上的小学。因此，儿童的安康保障工作一刻也不容迟疑。但他同时坦言，一个明智的民族给予儿童的保护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讳疾忌医式地消极防卫。
孙云晓认为，意外伤害之所以频繁发生，或是因为安全意识淡漠，甚至愚昧无知，或是由于预防措施和应急能力较差造成。为此要在全社会牢固确立“科学为安，强壮为康”的理念，运用多种手段，普及安全知识；开展预防意外伤害的专业训练，培训专业队伍，提高生存能力；同时遵守规章制度，杜绝事故隐患。此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建设和完善解放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
按孙云晓的观点，若要解放“笼中鸟”般的孩子，必先解放制作“鸟笼”的人。因为教师们是被意外事故引出的麻烦吓坏了，只好将学生像鸟儿一样装进笼子里。久而久之，许多老师已习惯于编织鸟笼。因为装在笼里的鸟儿虽弱化了飞翔的能力，却换得了平平安安。倘若家庭和社会支持教师带领孩子们走向大自然，并解除那些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可以相信教师们会率先拆除“鸟笼”，放飞那些充满活力的青春少年。孙云晓认为，中国的保险业应在此方面承担起风险和责任。他说，中国保险公司每年从几亿中小学生身上获得巨额保险金的同时，应当积极卸下学校肩上的千斤重担，承担起该负的风险。另外，真正解放教育的法律保障应该尽快出台。
据有关人士分析，近年来，因在校未成年人伤亡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呈上升趋势，学校、学生及父母对簿公堂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学校经常被判令赔偿。其中主要原因一是人们倾向于认为，父母一旦将未成年孩子送到学校，父母与学校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委托监护”的法律关系，学生受到伤害就说明学校监护不力，学校就有过错，当然就应承担责任。二是不少人在援引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处理此类案件时，对学校过错作了夸张解释。孙云晓认为，这两个原因常常成为束缚教育的法律依据。而实际上，学校应当维护未成年学生的权益，却并非是未成年学生的委托监护人。正如一些专业人士所言，要求学校做学生的监护人，不符合我国民事法律确立的公平合理原则。
孙云晓说，法律的规定也许并不错，但错误的解释乃至判决影响甚大。结果必然迫使教师变成了保姆或保镖，迫使学校不敢组织任何野外活动，直至连体育课也不敢上。这种法律解释的科学性能不让人怀疑吗？表面看来，这样的法律似乎维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而实际上它却在扼杀现代教育的灵魂，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为此，孙云晓呼吁法律界的人士都来关注教育，尽快制定出解放教育的法律。
他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心脏，它具有为民族造血的神圣职能。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成人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