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作家刘亮程对话

与青年作家刘亮程对话

采访者：　周毅（文汇报记者）　　都彤（四川美院教授）

转自：《西部》

　　和刘亮程谈文学是可笑的，那些他写的东西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这个乡下人手里牵着的一头牛更不唐突；和刘亮程说他刚获得的“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也可笑，这个“新”是什么意思？我们懂得“新新人类”是什么意思，可是不懂得把“新”用在刘亮程的身上是什么意思，他不涉及全球化，不涉及现代化，不魔幻现实主义，不批判现实主义，他不寻根文学，也不田园文学。他到底在写什么，我们又能和他说些什么？如果不谈全球化、不谈现代化、不谈人文意识，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刘亮程带来我们陌生的东西，让人在一种无法归纳的景致前感到无知。

　　他不过就是一个人。一个在偶然的命运中小心翼翼试探生命完整性和自由性的人。

　　恰恰不知道怎么谈论一个人。

　　那么，只好闲扯吧。

　　周毅：我和没有看过你的书的人介绍你，说你是一个“通驴性的人”。大家说的都是狗通人性，而你是通驴性的人，你还希望有一天能够像驴一样地叫。

　　刘亮程：你说的是那篇《通驴性的人》，是我早期的作品，里面可能有一点想引人注目的东西。在村里，人活不出啥滋味时就会想到牲畜，想到身旁的其它生命，它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情景。

　　周毅：我还和别人说你是个“闲棰子”，爱在荒野上晃悠，把跟你毫无关系的一个土包铲平，或在一片平地上无故地挖一个大坑，去把一棵长得歪了的树用绳子拉直，很得意地说这些就是你改变的事物。

　　刘亮程：这篇我喜欢(指《我改变的事物》)。乡下嘛，就这样，没什么大事，牲畜、草木、天气、一小片阳光、吃、劳动、睡觉。除了这些小事再没啥想头。那个地方，能让人日久天长地想一些小事情，不是事情的事情，一想很长时间，想得没意思了撂掉。实在没啥想头了拾起来再想。一件小事就是这样被想成大事，想成另外一件事。到最后它就不单单是一个村庄的事了。

　　周毅：就是这些小事教会你写作吗？

　　刘亮程：是，是这些事。那些简洁、少有形容词的口语，可能影响了我的文字。写作是随意、随机的。我就喜欢这样不被人安排的生活，还有写作。黄沙梁，那是大地尽头的一个村子几乎没有被规划过、房子、路无不显示着人在土地上随意居住的样子。路都是弯弯曲曲、绕过一些东西又绕过一些东西。不像现代公路，遇山劈山，逢沟架桥，强行通过。你若到了那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些大路小路－－他们的生活之路，在谦让地绕过一些最小的事物：一堆土、一棵树、一墩蒿草、半截土墙……他们永远相遇的这些事物，被他们挽留住。我只是在用我的文字挽留它们。

　　彭肜：你的写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亮程：大概从小学作文开始吧。太早了。不过，写得像个东西时已经30多岁了。我倒希望我的写作再晚一些，从50岁或60岁开始。一个人经过一生，然后坐下来写点东西，也是件很美好的事。现在的写作者都太年轻了。一部分是本身年轻，没经历多少事，就急于想告诉别人。另一部分是都写到老了，还不成熟。

　　彭肜：你认为写作是件愉快的事吗？

　　刘亮程：写作是件耗费时光的事。别人都在生活，你用一大堆枯燥文字想写出生活。许多作家把时光耗费在写作上，都没时间好好去生活。写了大半辈子，不知道身边在发生什么。所以我向往这样的写作者：历经沧桑，什么都干不动时回到家里，铺开纸，拿起笔。只是到了那时，剩下的生命还够不够写成一本书？

　　周毅：对故乡，对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子，你的感情可以用爱字来形容吧？

　　刘亮程：不能。爱浅薄了。爱、忧伤、快乐、恨、痛苦、绝望，都有。故乡对于我它不仅是一个人的出生地，还是一个人的生存寄托和精神寄托。现在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有时候想着想着，好像又回到了那里，回到那种生存中，好像是一个人死后又重返世间，看到那些自己想过、抚摩过的事物，那些东西太珍贵了。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用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去经历的那么一点点东西，怎么忍心写出来，写出一句话都觉得心疼。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看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代人一代人在流逝，我就站在时光之外看着他们。

　　周毅：是什么让你看了这么久？

　　刘亮程：是我自己的生命？我不太清楚。是命运。我说的命运是指一种生命去向－－他们都走了，他们到了哪里？我也在走，我想看清自己的生命去向。

　　周毅：在这种观望中你有没有体验孤独和恐惧？你怕过什么吗？你怎么看待你和其他写作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与众不同会让人感到恐惧吗？

　　刘亮程：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突然剩下我一个人”的恐惧，几乎贯穿在童年岁月。那是一种远远的害怕，现在我正逐渐到达。可能没有谁真正走到自己的恐惧跟前，一把撕开面纱，看清它到底是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我今年38岁)，人就像迎风而立，所有一切都在向你飘移而来。尘土、树叶子、云烟、垃圾片，人有一种正接近一切的感觉。但我知道，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永远地远着呢。

我并没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他们－－其他所有的人是一群。我想每个人都会走到这种境地－－突然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所有的欣喜与恐惧。没有谁能够帮助你，与你同享。每个人都是一个人。

　　周毅：你说你庆幸在整个中国文坛都在读欧美文学、拉美文学的八十年代你在乡下务农，没机会读更多的书。你说你向你放的牛学，向那些风中的尘土、向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学，但我还是觉得除了这些你应该有师承吧。你喜欢中国的古诗词吗？另外，拉美作家是否对你有过一定影响？

　　刘亮程：早年在乡下我读过一本《楚辞集注》，屈原那种漂游于天地间的精神气息，我领悟了一些。后来读庄子。第一次读就觉得熟悉，好像庄子就是我们村里一个姓庄的老头。他描述的那些风、秋水、山木、死亡……似乎都在我们村里。我能听懂他说的话。

此外，马尔克斯、胡安鲁尔夫，都是我以前喜欢过的作家。但他们对我的影响，肯定不会有我家乡的一场风对我的影响更大。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可能影响过我。但最终影响了我，使我成为现在将来的刘亮程的，肯定是这片土地，和我扎根其上的全部生活。

　　彭肜：你想没想过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再这样写下去会不会重复自己？

　　刘亮程：我全部的写作都在完成一个村庄。写几篇好看的散文太容易了，变变风格也不难，但完成一个村庄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件大工程，它有自己永远不变的东西。在这样的写作中，我唯一需要改变的是读者对我的认识。

　　彭肜：在我的印象中，你好象是突然闯进读者的视野，走红对你意味着什么。

　　刘亮程：那些东西，我在好多年前就完成了，都快放旧了－－当然，它是放不旧的。现在，读者突然发现了，觉得新奇。让读者喜欢当然是件好事。作家在创作的关键时期需要一种健康真实的自信。有时读者可以给予，但这种给予往往来得太迟。所以作家需要天生的自信定力去完成自己。

　　彭肜：你认为你笔下的西部，与其他作家笔下的西部有何不同？

　　刘亮程：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感到我是在西部。西部这个概念本身有点文化歧视味道。我在你的西边，你就叫我西部，一副文化中心霸权面目。一个作家不应有这样的心理限制。

　　周毅：你写过你的妻子，还有少量涉及人间温情的作品，可老实说，这些作品和你其他作品相比显得很一般，你怎么看待这些人间的感情？人和树、风相比，哪一个更容易理解，或令你更亲切？

　　刘亮程：这是不是说明，人世间的情感已经很旧了？无论你再怎么写，都不会再有新意？而人之外的世界丰富无比。这不仅仅是人的世界，也是一条狗、一只蚂蚁的世界。更是一阵风、一粒尘土的世界。我们的心灵能否到达它们那里？我想会的。人在人群中生活得太久了。我或许是个偶然的离群者，有幸在它们中间生活过一些年月，那种“亲切”是你的阅读感觉。我早亲切过了，剩下的只是熟知。

　　彭肜：许多读者喜欢你的作品，是否因为里面有一种怀旧的情绪？

　　刘亮程：错了，我恰恰在追怀一种永远不旧的东西，过去千百年仍鲜活如我们古老的血液。旧有两种，一是转眼成旧。一是永不陈旧。吻转眼成旧。一是永不陈旧。我们就是靠这些永不陈旧的东西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基本生活。许多作家被眼前的新迷惑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更新换代最快的年代。回头看看，比一堵老土墙更陈旧的，是那些昨天还让我们新奇不已的东西，它们已永远地陈旧了。而一片树叶何曾过时？永恒存在于生活中不变的部分。找到它你就是大作家了。

　　周毅；我希望能看到你写出伟大的作品，你觉得你有可能比现在写得更好吗？

　　刘亮程：伟大这个词别随便用，应该把它封存起来。即使不会有伟大的文字产生，即使伟大这两个字上落满尘埃，也别轻易碰它。我们都会抱有期待，而伟大的事物恰恰 是不期而遇的。

　　至于我今后的写作，不管会不会比现在写得更好，我都会把我未完成的文字写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读者的阅读期待没关系。我只是个干活的人，把自己的活干完，干得自己满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