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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穆旦、郑敏
一．【教学要点】
一．诗群的形成
二．《诗创造》时期
三．“九叶”的命名
四．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
五．九叶诗派的贡献
二、【基本内容】
一．诗群的形成：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
1937年7-29，北平沦陷，
1937-8-28，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
1937-9-10，教育部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1-19，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4-2，教育部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①联大教师中的诗人
中文系：闻一多、李广田、朱自清
外文系：卞之琳、冯至
闻一多在联大开始转变文学观念，由唯美走向强调诗的社会意义。在《诗与时代》说：“我应提出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了，……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 编选《现代诗钞》
冯至写出《十四行集》（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受象征派大师和存在主义先驱里尔克的影响，“对不可见事物的”追寻，对死亡的追问，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抗议，向往原始质朴宁静的理想境界。
卞之琳，1942年5月出版《十年诗草》，桂林明日社出版
李广田，《诗的艺术》，1944年12月，开明书店
联大聘请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开设《当代英国诗歌》课程。他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后随北大迁到昆明，1940年返国
②联大学生的诗歌活动
联大的文学社团：
1940-1941，“冬青文艺社”，杜运燮、汪曾棋、林抡元等。
文聚社。
联大的学生诗人
联大“三星”：
穆旦（外文系）、郑敏（哲学系）杜运燮（外语系） 历史系的唐祈 外语系的袁可嘉
二．《诗创造》时期（1947、7-1948、10）
《诗创造》由杭约赫、林宏等青年诗人创办，1947年7月出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16期。
第一阶段，采取兼容并蓄的编辑宗旨，诗人阵容庞大，分散全国各地的作者有170多，产生较大大影响。《创刊号编余小记》：“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迫切需要争取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的创造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
1948年上半年，创办者间对办刊宗旨和原则发生分歧，杭约赫决定退出，创办〈中国新诗〉，《诗创造》建立由林宏、康定、沈明、方平等组成的编委会。林宏和藏克家都认为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反对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杭约赫则主张要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上的探索，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作品。
第二阶段（1948年7月--10月），编委会在《新的起点》中说：“以前选稿杂芜”，“从本辑起，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反映现实的作品，要和人民的 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感伤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我们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中国新诗〉时期（1948、6-1948、10）
〈中国新诗〉创办1948年6月，星群出版社出版，仅出5期即随出版社被查封， 杭约赫、辛笛、方敬、陈敬容、唐祈、唐是为编委
〈中国新诗〉的骨干：
北方的联大三星：穆旦、郑敏、杜运燮和袁可嘉
〈诗创造〉形成的核心：陈敬容、唐祈、唐是、辛笛
三．“九叶”的命名
1980年北京的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编选了〈九叶集〉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叶诗人--穆旦
穆旦（1918--1977），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铮。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开始文学创作。35年考入清华大学，40年毕业留校任教。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前线，担任翻译官。4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探险队》。48年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51年获硕士学位，53年归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等诗集。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停止教学，下放到图书馆工作。77年2月26日在天津病逝。79年冤案平反。
出版的诗集：
探险队 45年1月，昆明文聚社
穆旦诗集 47年5月，沈阳（自印）
旗 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穆旦诗选 86年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穆旦诗全集 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蛇的诱惑（诗文集） 97年4月，珠海出版社
穆旦的诗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和表现的饱满的结合，有艾略特《荒原》的气息。缺陷是语句有的略显冗长、累赘，丰富的情思有的现得混杂。
四．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
艾青的评价可以概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现代派的表现技巧
㈠间接性的表现形式：意象/象征/借喻
客观性的抒情风格：思想知觉化
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赞美》--穆旦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启示》-杭约赫
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
都会引来一阵欢喜。好象
这个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团朦胧困守住，
--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
今天，我们不会再轻易去叹息--
一朵花的凋谢，月亮的残缺；
一粒星的陨落，一只蛋壳的破裂，
都给我们预示了将要来到的
一些忧患，都给我们指点了前面的路。
因它们生命的变幻
填平了多少崎岖的坎坷，
领我们到一个新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在时代与历史中思索着生命的意义
《时感》-穆旦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
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
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
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
将生命经验、体验提升为哲理性的沉思
《树》-- 郑敏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
象我从树的姿态里
所感受的那样深
无论自那一个思想里醒了
我的眼睛遇见他
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
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
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漫漫流去
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
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
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
《金黄的稻束》--郑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塑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提倡
1947-3-30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
现代诗歌的观念--
现代诗歌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㈢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
1、 语言表达的暗示性或间接性。（47年5月1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
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十分厌恶浪漫派意象比喻的空洞含糊，认为只有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地，忠实地，且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的意象便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
通过想象逻辑安排全诗的结构（前人多概念逻辑即从诗篇中最明白浅显的散文意义评判它的发展，现代诗人认为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增重。）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
2、新诗的戏剧化（48年6月《诗创造》12期）
如何使意志和感情转化为诗的经验，即设法使它们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间接性。
戏剧化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里尔克为代表，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动的，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二以奥登为代表，他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而从不袒露。三，干脆写诗剧。
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问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应。
㈣穆旦 “新的抒情”的提倡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谈起〉，40年4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
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新的抒情”，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我想到了诗人艾青。〈吹号者〉是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
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应该如此。
五．九叶诗派的贡献
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大都限于个人的感兴，中国诗歌会和七月诗派为代表的鼓动性政治性的诗歌，对人生繁复具体的感受体会不够，九叶诗歌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做了探索，形成了一种综合或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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