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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望乡》里的三个典象
作者：追云的鱼
《边界望乡》是台湾诗人洛夫1979年访港时写的一首怀乡抒情诗，贯穿全诗的诗人惆怅的故国情怀，令国人特别是海外游子黯然神伤。
这首诗意象丰富，所见所闻触情成象、纷至沓来。最有特色的是诗的第三节所用的三个典象。
中国“诗文之用典”，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谈文论中，并且这个中国独创的文法一直沿用下来，“普及于两汉”、“迨至唐宋用事益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现代，虽然西方诗风促使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发展，以及在传统上的变异，但传统文化的根是丢不掉的，而用典也在现代新诗中屡见不鲜，所谓“据事类义，援古证今，○翰行文，可以理得而义要。”
典象一词，是流沙河在他的《十二象》里的首创。它把一般的用典和化典故为意象的用典明确加以区分。典用的好，可以使诗文大放异彩，收到奇效，既化典为象；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诗人的情感和意志与典故合而为一，而不是只以典为意义的符号。在典成象关键是化，“用的化了”，使“读音忽焉不察”，或者使读音既贪图诗文本身象趣的奥妙，又能“破典而入，直探堂奥，去领会象趣之外的象趣，即象外之趣。”所谓典象塑造的成功，是其“能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
《边》里的三个典恰是这“用得化了”的典。
典象一：杜鹃。“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很明显。这里写的是杜鹃花，但接下来，这花能“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却又引人跳到同名的动物：杜鹃鸟，而立即又借中国文化之桥再跳到望帝化作的那只鸣声凄厉，能令旅客归思（《辞海》）的杜鹃鸟，三个象的幻化,三次飞跃,象象叠合,象趣幽深,诱敌深入。典象二：白鹭。或许洛夫当时真的看到“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跃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但有心的读者何尝不可把这只“白鹭”典化为张志和那只因失意而隐遁江湖的“白鹭”，陈策那只满怀“离恨”的白鹭鸟（又“白鹭飞来，垂杨自舞，谁与寄离恨”）？典象三：鹧鸪啼。我们也可以就诗文来推想，当时还有一只鹧鸪在那里哀啼，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来写它，“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有力地刻写出诗人思归的惆怅；但或许我们可以听到另一只鹧鸪在历史的深处惆怅地唱道，“行不得也哥哥”（哥哥你不能往界那边走了！）双象横生，象趣盎然。
其实，诗人在这里是使了一种暗用典故的手法。“词之篇什，引言征事”数量繁多，用法多变，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借或喻，或兴而起，皆点石成金，辞约义本；表情达意，或颂或贬，或愤或怨，或悲或欢，无不精确。”暗用典故的手法，在诗中造成的象外之象，使《边》诗味益深，境界愈高，意味更浓。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台湾新诗走过了一条从全盘西化到民族化.乡土地的道路这个时期，台湾诗坛风起云涌，内部纷争如火如荼。现代诗派异军突起，并提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倡导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这是一条背离中国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的道路，由此导致台湾诗坛长时期对于诗的“现代化”、“西化”的激烈论争，论争结果是，台湾新诗从“西化”走向回归，走民族化、乡土化的道路。
余光中和洛夫作为台湾现代诗派两大主要诗社的领衔人物，他们在诗的理论和实践中也都走了一条从“全盘西化”到回归传统的道路；当台湾新诗在现实中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时，他们不得不反思，并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诗的素养，以求新诗的生存与发展。余光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运用上，成绩显著，自誉为“新古典主义诗人”，洛夫也在传统文化典籍中重新找到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其艺术生命也获得新生，《边》里三个典象的运用就是一个特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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