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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的阳光与明亮
新京报
毕飞宇 作家，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哺乳期的女人》，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现供职于南京《雨花》杂志社。新作《推拿》关照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
作家毕飞宇日前出版新作《推拿》，该书关注一个特殊群体---盲人。对于这个群体的文学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片空白，毕飞宇的尝试可以说是一次文学创新之举，但他自称，这是一部没有野心的作品。
盲人找对象特别在意长相
新京报：写一本和盲人有关的书是否和你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有关，这是一直潜藏在你生活中的愿望吗？
毕飞宇：我其实到了2007年4月才决定写这本书，对写作的人来说，有可能会对出现的异态生活感兴趣，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也有人喜欢从常态入手写出异态，每个人喜好不同，我更喜欢从异态入手写出常态。从小说文本来讲，盲人很吸引我，从人文意义上来说，我又很害怕写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冒犯盲人朋友。但是最终我还是在我的盲人朋友鼓励下写了这样的作品。我从2001年开始，就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开始去是为了推拿，后来推拿变成很次要的东西，常常没事也去。那里的盲人推拿师我一去就知道，噢，写小说的毕老师来了。
新京报：和这么多盲人接触，都聊些什么？有什么印象深的？
毕飞宇：和他们什么都聊，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恋爱婚姻，他们常常悄悄跟我商量询问，这个女孩怎么样，那个小伙如何。而且他们找对象对长相特别在意，总会问我对方好不好看，这个我也很奇怪，按理说他们也看不见，可能是因为爱美是人之本能。
新京报：这让我想到书里一个盲人形容另一个盲人美的时候，说的比红烧肉还美。
毕飞宇：不管我们跟盲人之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哪怕是水乳交融的状况里面，要想彻底了解，要想彻底走进盲人的内心世界，我们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工具。
新京报：和健全人相比，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毕飞宇：第一就生活而言，他们要求比较低，温饱就行。第二在工作状态里，他们不愿意是普通劳动者，每个打工的人都想做老板。第三他们不信任外部世界。第四他们的自尊心强度超出一般人。
盲人有自己的幸福状态
新京报：在《推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在生活上和健全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盲人，他们可能并不像我们猜测的那样生活愁苦或者怎样。
毕飞宇：盲人除了生理特殊，他们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也好，我们和盲人的交往也好，并不是那么悲情的事情，是很快乐的，是很愉快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特别的部分。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有他们的乐趣，他们有内心的美好，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唯一缺少的就是他们有些不方便，当然，这个不方便，全社会都要通过一些途径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我想说的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人的内心渴望快乐，渴望笑声的愿望是极为珍贵的。
在我接触盲人之前，我想得更多的也是他们的愁苦，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挺幸福的状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推拿房里看见两个盲人姑娘聊得特别开心，满嘴粗话，她们不知道我在场，我看着她们觉得特别动人。看了一会儿我一拍巴掌，说：“聊什么哪！”两个姑娘很不好意笑笑说：“啊，毕老师来了。”话又反过来说，如果我开始就抱着体验生活的态度去和盲人接触，可能现在的效果就不是这样了，也就看不到这么原生态的东西了。
新京报：记得你评价这部作品的时候说，和以往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野心。
毕飞宇：这部作品是没有野心的，一点野心都没有，在技术上我也不在意，没有这方面的负担。以往写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想要把这部作品做得特别宏大，特别深刻，特别有意义，或者特别有美学价值，或者特别受到朋友们的鼓舞，受到读者朋友的青睐，或者能够有更多的版税，或者有文学之外的额外奖励，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文学之外的东西，我把这些笼而统之地叫做文学的野心。
写《推拿》的时候我没有，这部小说最后出来的时候会怎样，人家会不会叫好，我在这部作品当中有没有赋予它特别深刻的我的思想和我的哲学？文本上有没有新的探索意义？几乎都不考虑。我告诉我自己的是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我在意的是之前没人做过这个事情，我把它给做了，当这个句号打下来的时候，对我就是巨大的安慰。
常在的幸福才珍贵
新京报：书里写的大多是盲人，但是也涉及健全人的盲，这种盲你怎么理解？
毕飞宇：正常人的盲太多了，冷漠、麻木、拒绝沟通，不愿意理解生活，包括面对一个有困难的人时不愿意帮助也是盲。我们常说鬼迷心窍，窍是什么，就是眼睛。现在中国社会整个就是一个盲态的社会，大家都盯在钱上，人文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都被回避了，经济迅速发展不是好事，当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周边就一定是模糊的。如果速度太快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盲人，看风景的话，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要更清楚。
新京报：除了描述盲人的生存状态，写作这本书后你收获了什么？
毕飞宇：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父亲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眼睛不行了，这让我一度特别难受，父亲是读书人，他读了一辈子的书，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得了青光眼，一直加大眼睛的度数，后来才发现走路会被人撞，还有眼睛周围总有蚊子在飞，可视的空间越来越小。我去陪他看医生，医生决定马上手术，但是也说了手术过程中失明风险极大。所幸手术还算成功，现在父亲能自己走路。我也意识到，常在的幸福是极为珍贵的，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是太常态了，却也太珍贵了。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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