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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之师与童子之师辩-----读《师说》杂感 作品赏析
韩愈的《师说》历来认为是谈谈从师求学的道理，所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自然解释为“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为了在逻辑上自洽，就把“受”当做“授”的通假来处理。可问题接着来了，难道韩愈在文中提到的“童子之师”就不是这样的老师吗？试问有哪个老师不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的？为何韩愈却把“童子之师”明确排除在他所认为的老师行列中？韩愈明确提出“童子之师”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为何韩愈在这里不用“受”而用“授”呢？难道是笔误吗？
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在其《古文精读举隅》中这样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二句，盖承首句“古之学者”言之，言学者求师，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业，而解己惑也。非谓传道予人，授业于人，解人之惑也。”此语甚为精当，如庖丁解牛，全文豁然开朗。此“道”非彼“道”，不是所谓的道理，而是先王之道，圣贤之道，是中华文化精脉之所在。所以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所大声疾呼的乃是“传道之师”，传圣贤之道的老师，而非寻常的“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的“童子之师”。“童子之师”常有，而“传道之师”不常有，甚至是常无！这是为何呢？
中华文化是一种内省的文化，追求的是道德人生，学问人生，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言“为其文化所化”之意。孔子说“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道不外于人，人是道的载体。这是儒家求学的终极目标。荀子也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在儒家眼里学习是为了求道，求学问道是一体的。孔子自己也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子是通过终身学习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化身。《论语》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面体现了儒家的高度文化自信。
当儒家文化的薪火传递到韩愈手里时，韩愈毅然扛起儒家文化的大旗，步武先贤，倡“文以载道”，力推古文运动。很明显韩愈所说之“道”不是指道理，而是“先贤之道”，认为文章绝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受儒家文化滋养，润泽提升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怀，是心灵世界的外化，是学问人生、道德人生的显现。所以苏轼谈到韩愈时禁不住赞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也是儒家文化精神不断流失，出现断层的年代。这里的“文”与“道”是互通的，“文”即是“道”，“道”即是“文”。这里的“文”如果说是指“文学”或者“文章”，那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且不说东汉的乐府诗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魏晋南北朝可是公认的“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五言腾涌”的时代。产生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诞生了《典论论文》、《诗品》，更有划时代的皇皇文学理论巨作《文心雕龙》就诞生在此时。一个文学凋零的时代会诞生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巨作？一个产生象曹操、曹植、陶渊明这样伟大诗人的时代称不上一个文学的时代，我不知怎样的时代才属于文学的时代呢？就拿韩愈自己来讲，他的诗歌创作水平与盛唐时期的李杜如何？就是和初唐四杰相比，恐怕韩愈自己也是自愧不如吧。所以“文起八代之衰”中“文”断乎不可解作“文学”来讲，这是确然的，不易之论。那么解释为“文章”是否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呢？刘勰曾提出文笔之分，“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这里的“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章”，“文章”之盛首推先秦诸子，这当无争议。《左转》、《国语》、《战国策》自有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先秦已降，文章之好当为“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我们不难发现四部杰出的史书竟然有三部出现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中，要说韩愈自己写的文章远远超越这三部史书，怕是韩愈自己也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此处之“文”有何能解释为“文章”呢？作为天才的苏东坡自是深深理解韩愈用心的人，也是自觉继承其理念的。所以他才会给与韩愈如此之高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分别从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充分肯定韩愈的不朽功业。自然苏东坡这里所说的“文与道”也就是孔子所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说的“文”就是由周文王开创，为周公所继承和光大的儒家文化道统。而此正是中华文化的源流所在。
文化道统到西汉司马迁之后几乎就断了，司马迁自己是这样来评价《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韩愈也是以这样的高度文化自信来继往圣之绝学，力纠时弊，恢复儒家文化的道统。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儒家文化道统是如何隐没的呢？回望历史，伴随大一统时代的来临，皇权专制开始粉墨登场，其对思想的戕害和人性的败坏不断毒化着中国人的心灵。人性在皇权专制的淫威下不断萎缩和退化，而儒家文化精神恰恰是让人成其为人的文化，强调文化的自觉，道德人格的提升和完善。具有这种文化人格的君子是具有高度人格尊严的，是坚决维护人性高贵的，因而他们在处理与君王的关系时持守中庸的态度，秉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理念，行己有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其独立的人格意识，道德情操使其具有相当的担当意识，这必然遭致专制君主的的嫉恨。孔子周游六国屡屡碰壁，弄得像丧家之犬也就不奇怪了。
当历史走到秦始皇这里，天地玄黄，秦始皇“焚书坑儒”，孔门学子遭遇血光之灾。何故？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独步古今，深知孔门之学乃其统治之死敌，为达其万世之基业，必除之而后已。“焚书坑儒”之后，一时似乎海清河晏，可信奉暴力的始皇帝没有想到，自由的种子一旦播下终究会发芽，星星之火燃起冲天大火，暴秦二世而亡。汉兴以来行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几十年，待到汉武帝，汉朝迎来了自己的英主。汉武帝要完成秦始皇未完成的事业，建立汉家的万世基业。汉武帝天才的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两手都要硬，于是南征北战，把暴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胡马连阴山都不敢过。为避免重蹈秦朝覆辙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来个釜底抽薪，彻底埋葬自由思想的种子，从而达到江山一统，永世长存的最高目标。可是且慢孔子的思想不利于专制统治者，怎么办？来个移花接木，把凡不利于专制统治的言语统统纂改，这样可以利用社会和民间残存的孔子的影响力完成对民众的洗脑，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武帝是如何做到的呢？古代读书种子本来就少，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下子杀了二百四十人，对文化传承几乎就是灭顶之灾，因为这些几乎是当时的文化领袖，佼佼者，无名之辈是进不了文化烈士的行列的。经过秦末的战乱，读书种子四处飘零几无遗类，所以真正能读懂先秦著作的已不多，汉武帝把这些人集中到京城来完成其旷世伟业。自古就有卖身投靠之人，也有为五斗米折腰之人，也有迫于统治者的淫威，于是借助朝廷的威势，挂羊头买狗肉的事到底给干成了。汉武帝不愧为千古一帝，完成了两千余年中国意识形态的锻造，历代统治者全都靠这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其中笔杆子就是汉武帝的首创。
历史在幽暗中曲折前行，终于沧桑巨变，人事变迁，人们终于对伪儒学、假礼教勇敢说“不”，甚至敢于“每非汤武薄周孔”，这是对专制皇权的蔑视，是对真生命的追寻，更是对汉武帝以来洗脑术的反动。然魏晋风度依然掩盖不住灵魂的泣血追问，何处安妥我灵魂的家？路在何方？历史呼唤着伟人，于是韩愈横空出世了。“古文运动”的大旗下汇聚了时代的精英，开始了艰难的儒学复兴的道路，《师说》吹响了复兴的号角，之后以“五原”中的“原道”一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下启宋儒，远与黄宗羲的《原君》相呼应。韩愈以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意识，追慕古贤，以此安生立命，自觉地上继千年文脉，欲为国人奠定价值的根基，欲把丧魂落魄的国人领进儒家的心灵花园。
韩愈这种强力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使其生命与其学问融合为一，因而成为君子之儒，而非那种如叔孙通之流的小人之儒，为五斗米而折腰。其独立的人格、强烈的追问意识和反思能力，使其能天然的接续孔子的精神，焕发强大的生命光彩，不仅影响了一代人，更在历史的深处激起了更大的回响。从此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下，在皇权专制下，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一直潜滋暗长着，一遇合适条件就郁郁葱葱。在此意义上来讲，韩愈的价值不仅仅是苏东坡所说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可以这样说在二千余年的专制皇权的荼毒之下，中国之所以没有如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因思想的窒息而生机自断，全在于孔孟思想中洋溢的自由活泼的生命让我们有了抵御荒寒的温暖，而这全赖于韩愈全凭一己之力越过意识形态的迷障，直寻孔子的生命，带来智慧的真理之光。这不仅拯救了韩愈自己，更拯救了这个民族。
我们要感谢韩愈！
徐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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