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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 第一讲 (人教版高一必修二)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下一讲，我们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二讲
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差不多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留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活动变人形，生存难免有扭曲，而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行不通。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
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
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三讲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诗经》，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诗看，园田居蛮好，属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开销是个问题。“开荒南野际”，当为写实。由于主妇的勤劳，善持家，方有这般光景。连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飞到桑树颠上去了。而现在的圈养鸡，只能扑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状。渊明自己说，误落尘网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联系“性本爱丘山”，可能是说他十二三岁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读书，受儒家影响不浅。他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理想，却碰上军阀打仗。二十岁曾遭遇大荒年，虫灾，旱灾，雨灾，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饱肚子。“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渊明老实，是什么就写什么。而当时的时代风气，士人普遍讲清高，追名逐利，却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职演说、述职报告，大词套词层出不穷。渊明这种人，出去做官，将做官的缘由及“想头”和盘托出，在别人眼里是很不得体的。在他，却自然得很。
诗乃陶家诗，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们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的，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真他妈的烦。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其实，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
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柳先生传》写于这一年，二百来字的小传，字字珠玑。我们不妨摘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却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四讲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至贫穷，他心里何偿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国内捐赠了几十所颇具规模的中学，把老家的别墅都卖掉了。眉山有两所，他捐赠五百万人民币，带动地方投资，功莫大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践，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凭它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渊明混迹于农民，却和农民有不同。他能写诗，有审美观照，这点很重要。他活在农事与文事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交游，还是读书人多。而这些读书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拥有纯正的艺术标准。达官贵人成堆的地方，渊明的田家语要被嗤之以鼻的。
余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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