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高岑边塞诗之二(九年级选修)

时间:2022-04-14 16:17:31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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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盛唐高岑边塞诗(之二)(人教版九年级选修)

 三、高、岑同中有异的诗风

《新唐书》本传说高适诗歌创作“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则传播吟玩”;说岑参“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词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诵”。这番描述说明高岑的许歌创作风格,在表现上彼此有异,在社会影响上则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诗歌为人们喜爱,影响所及的程度足以见出诗歌的非凡成就。对于他们的诗歌风格,前人多有评说,论其同的,说高岑诗的风骨同,诗歌刚健有力,“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论其异的,说两人在创作风格上,“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陈绎曾《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

高、岑以边塞入诗走了不同的创作道路。他们较少接受王之涣、李颀、王昌龄边塞诗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较多地受唐太宗、骆宾王等人边塞诗的影响,以古风的形式、铺述的手法表现边塞战事和风情。这适合他们奔放或积郁情感的流动,但他们的忧郁胜于奔放,对功名的挂念使他们施展不开胸怀,说是要归隐又不是真心归隐,于是边塞诗在他们手上少了王之涣、王昌龄的活泼灵动,多了浑厚深沉。高、岑的边塞诗同中有所不同,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比较。

⒈ 豪放与敦厚

高适把侠士风度融入诗,使诗情豪放,诗语快捷;岑参则把儒雅之气融入诗,使诗情敦厚,诗语舒缓。

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好谈论王霸之术,侠义之举。“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五首》),“横行”所求的“声名”,是高适的一桩心事,他在说幽州人的时候,内心亦怦然而动,“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向往立功边塞,自以为轻而易举,有时出语狂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他的《塞下曲》最能反映这种情绪: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

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

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方。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他到过边塞,未能建立功业,而这首诗借战士征战的一生,从慷慨从戎到功成受奖,重现他自我的英勇精神和豪迈气概。诗以出征为起点,以“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表现激烈的战斗过程,然后是功成受奖。以昧此道则成老翁的议论收束。这种表现形式使全诗有很强的叙事性,诗既粗矿地把出征和战斗写得极有气势,意欲横扫千军,果然是横扫千军;又以“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的工笔,展现战士雪亮的戈矛上闪动着太阳的光辉,皎洁的月光挂在有花纹的弓箭上,使刚劲的诗充满了诗情画意。其实这首诗多是想象之词,他以为出使边塞就能够纵情地、奋不顾身地施展自己的本领,纵横厮杀,然后就大功告成。所以对皓首穷经者很不以为然,“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深谙诗文之道,在这里似乎看透了习文没有出路,人生一世。大可不必皓首穷经。和这种人生精神相应。语言刚健有力,一呵而下。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高适说:“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岑参则比他斯文得多,相似的内容经岑参表现,语言的舒缓和情感的缠绵让人感觉到他性情的柔弱,他对人生的认识比较明确,在《送费子归武昌》诗中曾写道:“勿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他虽是劝慰失意的费子不要颓丧,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表露。“守道”是人生的要义,这一点有很深的传统儒家思想的痕迹,为道,贫困可以不计;为道,不应该隐居避世。而道是什么呢?对于岑参来说也就是尽忠报国。此时立功边塞似乎是最佳途径,他在赴安西途中写过一首《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说: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

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

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在家与国、妻子与君王之间,他以“万里赴王事,一身无所求”的献身精神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国与君王,甘愿承受边塞的艰苦生活。他这时候仍然沉浸在对边塞生活的憧憬当中,同样认定到了边塞就可以建功立业。他虽然把边塞的生活写得很苦,但国家和君王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之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并以“与子且携手,莫愁前路修”表现了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不仅是自己精神振奋,而且要同人也怀有他一样的情绪。 岑参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并不是特别昂奋,不能不奉王事的无奈渗透其间;不为妻子儿女的生计考虑,依旧少不了发自内心的思家之情,“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儿女私情足以化解英雄之气,不及高适诗中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麟鳞阁,入朝明光宫”的豪爽。岑参常直接置身于这些诗中,表现自己的言与行,文气有余而豪兴不足。情感难以割舍,诗终究显得有点柔弱。“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一首《逢入京使》就是最好的表征。再如《银山碛西馆》: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诗中对铁门关风、月、胡沙的描写,是自然形于诗的边塞风情,足见边塞生活的艰苦。这和他对人生的追求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岑参以此为铺垫,映衬对功名的追求,只要能够建立功名,甘愿投笔从戎,承受边塞之苦。不过他诉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时候,无形中包含了自我“终日守笔砚”的现实,在难以忍耐的岁月里他还是忍耐着,苦闷萦怀。身为一介文士,从文得不到发履,投笔从戎是不得已的事,赴身边塞却“双双愁泪”’一个“愁”字,在这里尽现出文人的气习,缺乏豪健的人生精神。

⒉ 悲壮情怀与雄杰气象

高适在边塞诗中较多地表现出悲壮情怀,儒雅的岑参则在边塞诗中以出征的将士勾画出雄杰气象。相应地,高适的这些边塞诗就显得情感沉郁,岑参的情感则偏于高昂。

高岑的边塞诗悲壮,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的共识,高岑自觉地把对人生的直接或间接体验融入边塞之事与边塞之景,盼望出征却又有很浓厚的恻隐之心,为血与火的争斗下的牺牲伤感,同时并不愿意削弱本来怀有的英雄性情,诗的悲壮就是必然的。在这方面,高、岑的边塞诗虽然有相同的地方,但高适的悲壮略胜一筹。这不是因为他的情绪易于随客观环境和自我的遭遇摇摆,能大起大落,而是他以功名心为转移在边塞诗里表现自我的人生,又能从拯济百姓的愿望出发,关注下层人的生活。“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因下层人的不幸命运激发悲壮之情,使他边塞诗的悲壮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圈子,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高适诗歌的“气象比不上岑参的奔放,然格调高远,富于苍凉的情韵”,“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高适写过《蓟门行五首》,其一道:“蓟门逢故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其五:“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前一首写一个老兵的遭遇,他征战一生,少壮赴沙场,如今已是鬓发皆白,孤身一人,功业无着,也不用再谈功业了,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征战一生,居然连将军也不认识,叫人相对无言。后者写边塞战场,战斗激烈。高适写得很含蓄,说“古树满空塞”,战斗的残酷可以想见。同人死于战场,侥幸者既有丧友之痛,又有孤独而思乡的悲凉。这两首诗很短,关涉人的生死命运,情感的容量却相当大。最能表现高适悲壮情怀的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

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

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

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

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

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高适最有影响的七言古诗。这首诗以豪壮为基调,兼以悲愤,以叙述场景的转换构成全诗的跌宕起伏。先以豪壮之调扬起,“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是何等的富有气势,随之写战士之死、少妇之思,豪壮之气弱而悲愤之气生。既而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豪壮取代悲愤。最后以自己的抒情、议论作结,情绪下落。同时,这首诗采用合而后分的表现方法,“男儿本自重横行”,既是写将军,又是写战土。高适把重心放在战士身上,写战士慷慨应征,不畏寒苦,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实践着男儿重横行的人生准则。将军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赴死与乐生相成了鲜明的对比;“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对此唐汝询曾在《唐诗解》里评价道,汉将邀功生衅,恃恩轻敌,致使征人久戍不归,战士苦于征战而思李将军守备以息兵,彼此共享太平安宁。高适通过戍边战士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婉转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怀,他并非因战士的悲壮而悲壮,而是把自己的精神借助战士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依然是充满矛盾的,为功名赶身边塞理应杀敌立功,为征人之苦则应消弥战争,让征人无须慷慨献身,无须遥隔万里思亲。

在这方面,岑参同类型的诗则显出雄杰气象。他的儒雅之气有建功立业之志作为内涵,丝毫不妨碍在诗歌里创造出雄杰气象,不必仿效高适就有了几分豪气和阳刚之美。只是没有高适的豪气那样强烈、刚硬,没有高适的阳刚之美那么耀眼。他的《送人赴安西》;“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及《胡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和高适的《蓟门行》相类似,语言的平和,削减了诗中原本应该有的雄健,诗中征人怀报国之情一生征战,经岑参艺术表现成为边塞英雄,虽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有讥讽战争经久不息、民苦于战的意味,但关西老将年已古稀而能苦战依然是英雄形象,这和高适《蓟门行五首》其一的“一生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同为写实,高诗蕴含的是战争造成的孤苦衰老的痛苦,岑诗中的主人公则老当益壮。岑参写得更好的是《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

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

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

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

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

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岑参此时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驻扎在轮台。诗中表现的边塞风情和将士艰苦的生活,是岑参边塞诗的重要特色。他不讳言边塞的艰苦,甚至是渲染边塞的艰苦婉转地表现战士的顽强斗志,支撑战士意志的是英雄主义,使他们足以战胜生活的艰难和强敌的凶悍,所以两首诗都以必胜的信念为旋律,以边塞之苦和“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的颓丧映衬将士的卓越不凡。他把后者表现得越充分,诗中的雄杰气象就越鲜明。相辅而行的是,岑参在诗中直言一定成功,或是等待出征的军队凯旋归来,“车师西门伫献捷”;或是歌颂“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也是他的心志。许中虽然有“战场白骨缠草根”的惨痛描写以见战争的残酷和将士的遭遇,但岑参不为之凄切,诗也不因有它而显悲色。

⒊ 尚质主理与尚巧主景

高岑诗歌风格差异较大的是,高适常在诗中说理,表白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在这样的时候,他往往不用华丽的文辞,就事论理或者就人论理,如说“飘摇未得意,感激与谁论。昨日遇夫子,仍欣吾道存”  (《酬司空璲少府》):“男儿贵得意,何必相知早”(《酬裴秀才》),具有质朴的语言风格,岑参则喜欢在诗歌里状景,对眼前景物作高度艺术化的处理,精炼警辟如“钟鸣长空夕,月出孤舟寒”(《陪群公龙冈寺泛舟》),“天晴云归尽,雨洗月色新(《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粗犷奔放如“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七月江水大,沧波涨秋空”(《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在表现边塞景色的时候,因边塞风情的野性,形成他边塞诗奇峭的风格。

前人曾说高适的诗主理而岑参的诗主景,主理与主景所指的是各自的创作倾向,高适偏于理,岑参偏于景。他们曾在天宝11年(752)与杜甫、储光羲、薛据一起登过位于长安的慈恩塔(即大雁塔),高适写了《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岑参则写了《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鲜明地表现出两人不同的创作风格,高适就佛塔说佛理,虽免不了描写了登塔所见的景致,但重于理而轻于景。如诗的开头写道:“香界泯群有,浮田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佛忻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诗中因登佛塔悟佛理,感觉与尘世晃然有隔,仿佛进人另一个世界。岑参则不同,他心骛八极,思落天外,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睁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夸饰慈恩塔的高险和鬼斧神工,使本来不神奇的慈恩塔在旷荡无垠的空间异常神奇。

高岑同一题材的创作具有的不同的风格不是偶然的,两人在把握创作的视点时相对疏离对象本体,赋予慈恩塔艺术特质,展示了两人不同的创作趣味。这时时表现在两人的诗歌创作中,边塞诗也不例外。较特殊的是高适和岑参所赴边塞的具体地域是不同的,高适主要是到燕赵之地,即他诗中所写的蓟北;而岑参则到天山南北一带,即他边塞诗中所写的天山、昆仑、阴山、翰海等地。燕赵之地常为人知,天山南北则罕为人知,这使得高适很少在诗中描写燕赵之地的景色,而岑参常为天山南北的风光所吸引,导致边塞诗鲜明的地域特征。加上他好奇异山水的性格,有意追求对奇山异水的观赏,猎取奇山异水入诗,于是,即使岑参不在诗中矫饰以为奇,诗中之奇也是客观存在的。

再来看看高适的《燕歌行》,诗中的“男儿本自重横行”,“身当恩遇常轻敌”,“死节从来岂顾勋”都在说理,言说男儿在社会上的生活原则。出自性情,男儿就当纵横于疆场,高适对人生的这种体认是很深刻的,他在诗中不止一次运用“横行”这个词,表示男子汉的人生,究其根柢是建功立业,这既是传统的人生观,又是高适现实的人生态度;从道义上说,身当恩遇(“天子非常赐颜色”)就应该报恩,恩义重于生命,一方面是为天子尽忠,另一方面是为自我尽性,那么战场的艰险就不能改变男子汉忠君爱国的节操。因为有这样一些习以为常而又执着的道理贯穿在《燕歌行》中,高适性情的豪爽就受了理的节制,欲奔放而不能了。他的《塞上》也可为代表:

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满北

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

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

欲谁语?关河空郁纡。 

虽说是写边塞,主要是因边塞的现实状况献安边之策。高适对边塞的不太平很有忧虑,漫长的边境线上,汉兵的全面防御不足以息事安民,北边战事未了,南边烽火又燃,汉兵疲于奔命而边境始终不得安宁。这种边塞局面使高适对当时所采用的两种战略提出疑问,一是“转斗”,可补于一时而不能治长久,边乱依然,二是“和亲”,唐以来,曾派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等和亲于契丹与奚,和亲之际彼此相安,时间长了,矛盾冲突仍不可免,还是刀兵相见。所以他主张用武力全面地横扫边塞,并借西汉的飞将军李广表现这种意愿,以结束战争。高适的这首诗最终表现的是以武镇边的不可能,“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他的思想与朝廷安边之策的不吻合,怀武略难以施展,空有安边之志。在这种情况下,高适的思想情绪很沉重,壮心受到了很大的压抑。说理的滞重和情绪的忧郁使他的诗歌风格完全不能有超拔的态势,诗歌的语言自然质朴无华。

岑参的好奇性情和杰出的创作才能的融合,使他进入边塞,见到一般人未曾见过的景象,身为诗人有了用武之地。如火山景象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碳,何独然此中”(《经火山》);热海景象 “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都是唐代边塞诗很少涉及到的。景象原本奇特,岑参的想象又出人意表,火气、热浪的升腾,使天地浑然,气势磅礴。岑参边塞诗写景奇峭的风格还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这三首诗写征人的边塞生活,代表了岑参边塞诗的最高成就,开拓了边塞诗的境界。评价过高适的陆时雍评价他:“岑参好为巧句。真不足而巧济之,以此知其深浅矣。故曰‘大巧若拙’。”他认为岑妻是有意识地用巧来掩饰不足的真情,有欠公允,好巧则是真的。如《自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著。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

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边塞的风情是一幅奇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八月飞雪是奇,而以春风吹而梨花开喻雪也是奇,岑参因景而生奇想,他对边塞风情的感受是怀了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是从未见过的边塞飞雪景象使他感到兴奋得难以自已,发自内心地把眼前的雪景艺术化为春风突至,梨花顿开,原本苍茫的边塞是这样充满了生气;另一方面,天寒地冻使他感受将士生活的极其艰苦,对于将士生活的具体描写在于内心难以言表的同情与无奈情绪。岑参善于把握、表现边塞的奇景,常常把边塞景象和人对于这种景象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通过他的艺术表现既领略了边塞奇特的寒冷。又感受了边塞奇特的景致。二者联系的过程则是岑参边塞诗艺术化的过程。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都是被岑参艺术化了的。不过,岑参没有稍晚于他的李白诗歌的豪爽之气,无意使他笔下的夸张、比喻绝对地超越现实生活,而是紧贴着现实生活,在给人们审美愉悦的同时,又能够很自然地使人们从艺术之表走进真实之里,领略到边塞风情。这是其它边塞诗人很少表现的,他以此酿造了边塞诗的真正边塞味。诚如陆游在《夜读岑嘉州集》中对岑参诗的高度评价:“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

 “高适的诗悠扬婉转,在浓厚的抒情中,表现了奔放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参则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丽的风格,描绘了边地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的风光” [4] 。“读高适的诗,那如骏马驻坡,鹰击长空的雄放之气,无不动人心魄。这些诗,不但展示蓬勃向上、璀璨壮美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凸现出诗人性格豪爽、抱负远大和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 [5]。而“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 [6],“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7]。

总之,高岑边塞诗即事名篇,自出己意,继承建安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的风骨,又吸取南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格调慷慨激昂,豪放悲壮,以新鲜的生活和充沛的激情为传统题材罩上了时代的光轮,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无疑是有较高地位和较大影响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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