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西滢翻案

为陈西滢翻案

在中学(高中)语文课本注释中(<<记念刘和珍君>>),将陈西滢贬斥为"走狗文人",可是陈西滢真的是走狗文人嘛?他只是与鲁迅的观点,看法不同而已,希望今后的课本有所修改!! 

以下是在别处摘抄的: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重读《西滢闲话》

阎晶明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领着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并》）；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并”；“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它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象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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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风 中学语文教师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