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腐朽的正统 探寻人生的新路--从贾宝玉的性格看曹雪芹的追求(教师中心

背叛腐朽的正统 探寻人生的新路--从贾宝玉的性格看曹雪芹的追求(教师中心稿)

淄博十八中  韩全富

一部《红楼梦》，是曹雪芹倾尽毕生心血、才智的杰作，也是作者对人生意义思索的结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既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和利，也不是闲来无事的消遣，而是借此完成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正因此，他的写作才充满了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显示出这种探索的艰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表现出他态度的严谨。所以，《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的明珠，它也是中国思想哲学园地的奇葩。

作者的个人命运遭际与他人生哲思的结合，构成了《红楼梦》的血肉和灵魂。曹雪芹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借由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传达给人们。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所表现的是作者的一种人生理想。贾宝玉对封建道统的叛逆，就是作者深刻认识了封建贵族腐朽没落本质后，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冲破封建纲常伦理禁锢，追求生命更美好价值，实现人生自我更新的奋争。曹雪芹是厌恶了封建阶级的腐朽人生而追求新生，为了新生而反叛腐朽的封建道统。曹雪芹所属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的这种自新追求不会具有提高完善特征，而只能具有为本阶级所难以容忍的反叛特征。这也是由中国社会之中已经产生资产阶级的萌芽，人道主义的思想已经有所萌动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特点所决定的。

曹雪芹叛逆思想的产生，根源于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腐朽，逐步的在走向崩溃，新的阶级已经出现，而在逐步的成长。这样在新与旧的阶级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斗争。这是出身于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中的前进者，由于他们的敏锐的观察与感觉，以及在生活上接近了新兴的阶级，于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就接受了新兴阶级的影响，因而对自己所熟悉的本阶级，就产生了憎恶。而对于新的生活，则有着憧憬和追求。但这些人在他的同阶级看来，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而给以排挤和倾陷。鲁迅先生在《二心集序》中曾这样讲：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海林格的论文，大意是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吃其苦头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同阶级的人物，他们认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根据以上的观点来看《红楼梦》，就会理解曹雪芹对他的本阶级来说是一个叛逆者，他写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决不是象俞平伯所说，是为自己作自传，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而是一面写出他对于他所熟悉的本阶级的憎恶，而予以无情的揭发，另一面也写出了他对于新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在这里，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曹雪芹对封建正统的背叛和对人生新路的探索。

曹雪芹这种叛逆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的思想上。而贾宝玉的叛逆又集中体现于他对待功名利禄、对待爱情婚姻、对待封建等级制度的态度上。

憎恶以博取功名利禄、立身扬名为目的的人生。封建统治阶级为读书人确定的人生道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经，应试，做官，是知识分子的所谓正道。贾宝玉对此深恶痛绝。他称那些一心靠科举往上爬的知识分子为“禄蠹”。同时又非常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学无术，“只除了‘明明德’外，就没书了。”（作家出版社本第十九回）由于他反对禄蠹，也就讨厌那些士大夫，懒于和他们周旋。史湘云劝他：“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也该常会会这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他听后便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吧，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三十二回）当时宝玉周围的人物，倾向于功名利禄的，贾政、宝钗、袭人等可为代表，而当时和宝玉同调的，只有黛玉。如三十六回：

“日日在园里游玩坐卧，……道也十分消闲岁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秀阁中亦杂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众人见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说正经话了。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去劝他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

三十二回：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劝他立身扬名的话）要是他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由于反对禄蠹，自然对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八股文，也是深恶痛绝，他说：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那他诳功名，混饭吃也罢，还要说代圣人立言。好些的，不过拿经书凑搭凑搭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

宝玉的这种思想，在消极方面是对于一些封建制度的反抗，而积极方面则是追求一种个性自由、适性随志的生活。袭人眼里的贾宝玉“性格异常，放纵驰荡，任情恣性”，这都说明他是酷爱自由，要求发展个性的具体表现。另外他对晴雯有一段议论，也正说明了他的任情适性的生活态度，他说：

“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使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三十一回）

而这，又是与封建统治者为读书人所设定的人生道路格格不入的，这是贾宝玉对封建人生的叛逆，又是对人生新路的一种探索。

追求志同道合的纯洁爱情，反抗家长包办的功利婚姻。在贾宝玉的生活里，有两位女性是他婚姻的候选人，即林黛玉和薛宝钗。这是两个性情截然不同的女性，一个是率直真诚，个性外露，一个是胸有城府，八面玲珑。林黛玉的性格与贾宝玉是一致的，她对封建制度怀有衷心的厌憎，力图挣脱它的束缚，贾宝玉的反叛性格给予她一种心性的依靠与快乐。林黛玉的许多行动，也与当时社会的妇道相背离，特别是对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从不对他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并且把宝玉引为知己，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薛宝钗却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贵族小姐，她能够削足适履地按照封建仪礼规范铸造自己的思想性格，她几乎具有封建社会标准佳人所有的一切条件，她的思想、性格完全符合封建家长对新一代成长的理想设计。也正因如此，使得她与贾宝玉产生了思想性格的矛盾对立。贾宝玉爱林黛玉而不爱薛宝钗，首先是基于这种思想性格上的同道与否。

林黛玉这位同道者的爱，也成为了贾宝玉反叛封建正统的力量源泉，使得他不惧怕封建家长的淫威。当贾宝玉遭到贾政的毒打后，看到林黛玉等对他的怜惜之态，他就想，“假若我一时竟别有大故，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三十四回）由此可见，他是怎样珍视林黛玉对他的爱情，有了真正的爱情，无论牺牲什么，都没什么值得叹惜的。而薛宝钗，尽管美丽，尽管举止大方，但贾宝玉并没有看中她，而是宁愿去过孤寂的和尚生活也不愿与她同居。

忠于自由的爱情，抛弃包办的婚姻，这是贾宝玉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对封建思想做出的有力一击。按封建伦理，百行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击，实在是有力，击在了封建伦理的要害上了。贾宝玉的爱情，以志同道合为基础，以自由恋爱为特征，以破灭封建家长的伦理道德为结局。即使是玉石俱焚，也放射出了足以惊醒后人的火花。宝黛爱情由于不符合封建家长的意愿，在阴谋诡计的绞杀中被毁灭；玉钗婚姻由于是靠了封建家长的强力而促成，终也在热爱自由、忠于爱情的主人公的抗争中以不幸作结。贾宝玉的抗争，虽然还没有找到通向自己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却已经宣告了封建势力确确实实是扼杀人们幸福的元凶。其深远的意义在于使人认清了封建思想害人的本质，为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奋斗指明了目标，也拉开了埋葬封建统治斗争的序幕。这本身也是身属封建阶级一分子的觉醒者，对封建道统的最大的叛逆。

否定封建的等级观念，肯定女性的人道尊严。封建专制统治的最突出特征，是其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皇权至上，处在金字塔的顶尖，以下依据每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权力以及性别身份，确定每个人的社会位置，其中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无一例外的处在同阶层男性之下。越靠近塔的上端，其精神意志越能够得到实现和维持，越靠近底部，个人的意志、尊严越容易被忽视和践踏。封建的思想、道德、礼教，都是为着维护这一塔形的结构，或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或绞杀对其的否定。中国的女性，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压制最甚，因而女性的反抗也就最激烈，当然，也就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更为深重的打击和压制。这样,否定封建的等级制度，首先表现在对男权至上思想观念的否定上，以及对女性人格的尊重上，其次是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奴仆人群的态度上。

贾宝玉对女性的偏爱和尊重，在其思想性格中是很有光彩的，也是其“叛逆”的最具体表现。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还有，贾宝玉对女仆们的特殊的关爱，更不是能用一般的“仁慈、宽厚”等词语解释得清楚的，那是出于一种对所有女性的普遍尊重和平等待之的思想观念，正如第四十一回里他与妙玉谈话时说的“常言世法平等”的话。可以看出，在贾宝玉的思想深处，封建思想里的男子中心主义是被否定的。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贾宝玉是用纯洁的天性和真挚的感情代替了封建秩序中的等级礼仪，是自然的、独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交往。他把一些丫环仆人看得和自己一样，不摆什么主子的架子，这从贾琏的小厮兴儿对尤三姐批评他的话可以看到，就是“也没个刚气，有一遭儿见了我们，欢喜是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第六十六回）还有最突出的是他遇事替别人总比替自己想得多，因之，在庸俗人的眼里，就觉得他有点“呆里呆气”。即如下雨了，他自己淋得水鸡儿似的，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第三十回）自己烫了手，反认为烫了别人，倒问别人“痛不痛”？（第三十五回）他深恨人与人的等级差别，他初次见到秦钟，深恨自己生在侯门公府之家，以致影响到同他早日交往，感到富贵二字真把人荼毒了。（第三十四回）人与人自由平等的交往，是贾宝玉追求的一种理想。这也是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其人生和作品中所不懈追求的那种人道主义理想。

总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贾宝玉这个典型人物，是把他作为了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礼教，反对禄蠹，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念，一言以蔽之，是反对封建的社会秩序，并企图从这种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取得自己所理想的幸福生活的思想的体现者。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着时代的和历史的渊源，曹雪芹借由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所表现出的“叛逆”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明中叶以后，封建制度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是曹雪芹的“叛逆”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左派王学的形成，特别是李贽学说的产生，可以看作是曹雪芹“叛逆”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三言》、《二拍》及《金瓶梅》等市民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为曹雪芹“叛逆”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对曹雪芹的“叛逆”思想简单梳理，就可以看出他与李贽的，使封建统治者惊慌，并被加以禁绝的思想的渊源关系。

李贽（公元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他青年时代生活颠沛流离，中年后作过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吏，广泛的接触到社会现实和道学官僚的腐朽虚伪，是明代理学的叛逆者。李贽的思想代表地主阶级下层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某些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要求。他在市民运动的影响下，期望在“理学”占垄断地位的局面中，冲杀出一条新的思想道路，因而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他说：“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续焚书与耿克念书》），坚强不屈。封建统治者给他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关进监狱，以七十六岁的高龄，被迫害致死。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明清时均被列为禁书。

李贽的思想，我们可以梳理为三点：第一，酷爱自由，求得个性解放。他在《豫约》中讲他晚年所以出家，是由于不得已，是由于他“平生不爱属人管”。正因为不愿属人管，所以既弃官又不肯回家。在生活上主张一个人要率性而为，适性随志。他说：

“能‘尊德性’，则圣人之能事毕矣。于是焉或欲经世，或欲出世，或欲隐，或欲见，或刚，或柔，或可，或不可，固且吾人不齐之情，圣人且任之矣。”（《道古录》卷上页20-23）

这把“尊德性”一语，简直解释成发展个性了。同时也正是要求得个性的解放，又说：

“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答周二鲁》）

其次，推崇童心。他说：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直本真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

至于“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发此童心而使之务失焉耳。”基于这种崇尚童心，崇尚纯真，所以极端地痛恶虚伪与矫饰，因而便更痛恶那些造成满街虚伪矫饰的假道学。

第三是平等。这特别表现在他对男女问题的看法上，他在讲学时，也有妇女参与听讲，当时有人给他写信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他答复道：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焚书》卷二）

这是非常正确的见解。没有冲破封建思想罗网的精神是不会有这种石破天惊之论的。至于男女间的婚姻问题，他更是主张男女自己来做主的。这从他赞扬卓文君的嫁给司马相如一事，看得很清楚。他说：

“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必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凤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藏书卷三十七司马相如》）

李贽的这种思想，完全对立于当时的封建正统，被一些正统派学者与统治阶级，视为“妖人”，视为“猖狂无忌”，必欲诛其人，焚其书而后快！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他的著作虽遭到封建统治者一再地下令焚毁、禁止，却仍然风行于世，正如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的，“虽奉旨严，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卷十八）

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也就是曹雪芹的时代，封建社会已快到了彻底崩溃的前夜，新兴阶级比较晚明更加发展了！曹学芹自己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中，不能不意识到社会的这一剧变的行将到来，在这时他受到这种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反映了他所体验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寄托了他的这种对封建社会的叛逆思想。

今天我们解读《红楼梦》，必须将其放入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借由艺术作品，感受作家的思想，追思我们的民族，甚至是人类前行的脚步。这是人类艺术珍品所具有的丰富内蕴，也是我们后人应该得到的一份宝贵遗产。

200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