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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的境感诠释(网友来稿)
金晓涛
在文艺母亲的女孩儿里，《西厢记》是“最完美，最绝世”的一个，但是在我们的视域中，莺莺和“收藏于慕尼黑的Aegina雕刻，索福库勒斯最好的异文校勘版的《安提歌涅》”一样，“作为它们所是的作品，都被从它们本质空间里挪开了”，[1]她在“自己的世界”里言说着。我们只有进入并遭遇她的语境，才能理解她的境感。
语境，是言语活动赖以发生和进行的条件系统。我们“把言语者之言语所由出现的具体的时间、地点、交际对象、场合等可看做微观语境”，而“把言语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可看作宏观语境”。[2]面对某一语境，人都有自己的感觉、感受，语言总是在忠实地言说着她的境感。
且让我们先来观察微观语境在莺莺感觉层面上的投影。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感应，自然受到人主观的观照而被涂上了主观的色彩。因此莺莺眼中客观的自然风景只能是属于莺莺的而绝对不是属于别人的境象。
匆匆春又归去，居住在普救寺里的人们，都有着怎样的境感？和尚是不会觉得每天有什么不同的，崔老夫人只是觉得“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4]的。但是莺莺对环境的感觉与众不同。她伤感地喟叹道：“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诗人云：“闲愁最苦。”莺莺精神上的郁闷是在“残春”这个时间、“萧寺”这个地点生长出来的。当她见到春色只余三分，“一分尘土，二分流水”，想到自己的青春被禁锢在这座与世隔绝、毫无生机之所在，一种不易名状、难以言传的愁绪，弥漫心头。透视这位怀春少女的心理，我们可以认为“闲愁，是古人创造的一个可笑也可爱的异名，其意义大约相当于或接近于今日所谓‘爱情’”。
时光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地秋。这个秋天，崔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为避免辱没家谱，崔夫人应允将莺莺许配给张珙为妻。于是在十里长亭，安排下筵席，送张珙上朝取应。“今日送张生赴京，红娘，快催小姐同去十里长亭”，在崔夫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支走张生。因此，暮秋、长亭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种有意味的对象。可是莺莺的境感却独特而深沉。她仰视“碧云天”，寥廓苍茫，顿生孤独；俯看“黄花地”，满地菊堆，平添惆怅；“西风紧”，木叶纷飞，倍感凄凉；“北雁南飞”，声声催回。可张生就要北上，此刻长亭，明日天涯，叫人情何以堪！怀着对爱人深情的眷恋和对婚姻未来不可期的的恐惧，在昨天那个不眠之夜，她泪水不断模糊了眼睛，流了又拭，拭了又流。此时此刻，眼前的满川“红于二月花”的枫叶，不正是自己悲痛的血泪所染？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莺莺、崔夫人，同站在那个时代的春光秋色中，但所生成的心境却大为迥异。可见，莺莺的“境感是个人心灵对语境的折射，是由主观因素改造过了的客观境象”。[3]
莺莺的生活之境，除了自然背景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人际背景。崔府“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内外并无男子出入”，自幼受礼教教养、在相府深闺中长大的、已经许嫁了人的莺莺小姐，所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母亲和红娘。红娘是母亲的耳目和嘴巴，对她“行监坐守”，传达母亲旨意，因此在莺莺的语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母亲。
母亲“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来治家。当发现莺莺被春风逗引着溜出闺房，马上紧张地把女儿召到庭下，语重心长地说：“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垂头低声应道：“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在母亲的管教下，莺莺“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足见受礼教束缚之深。但因见了“文章士，旖旎人”张珙之后，她却动了情，忘了礼。语因境生，境因语变。初遇“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具有书生气质的张生，她就情不自禁“临去秋波那一转”；拜月时，为对方才情所动，酬诗应和“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此后，她一往情深，神魂荡漾，“每日价情思睡昏昏”，终于鼓起勇气发出爱的信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可是母亲的威严，仍如空气一般笼罩着她。当张生蓦然出现在跟前，她就不由自主地“赖简”了。她慌张而严肃地斥责张生：“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若不看红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后来，迫于母亲的压力长亭送别爱人，“恨塞满愁肠胃”。她一“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车马是谁安排的？是母亲。她埋怨“供食太急，须臾对面，顷刻别离”，是谁催促“小姐把盏”递上送行酒的？是母亲。但是她从没有当面表达过对母亲的不满。虽然“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但还是默默听从母亲安排，“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她柔肠百结，对张生有百般牵挂万般叮咛，可是也只有在母亲离开长亭之后才敢开口。语境决定了她“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想在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不能想在什么地方说就什么地方说，不能想对什么人说就对什么人说”。[4]
而张生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她精神世界之后，她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与张生对话。可是自幼母亲的教诲，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让她在怀着对爱情的渴望的同时，充满着深深的恐惧。在酬简之夜，她羞答答地进张珙房后，一直沉默不语，垂头倾听张珙的爱情表白。在那缱绻旖旎的时刻，她终于开口了，说的第一句话是：“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在送别张生远行时，莺莺叮咛张生的第一句话就是“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要求张珙万一名落孙山，也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身边；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都美好。这就与母亲的“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态度截然不同，表明她心中的爱情并没有和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纠缠在一起。同时，她更担心张生榜上有名、拥有功名利禄之后，会另有所爱，停妻再娶妻。就这样，莺莺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哀愁中，看着爱人在模糊的泪眼里渐行渐远，消失在暮霭远山之中。
那么，莺莺的境感是否适切，比如说她的伤春悲秋，尤其是她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母亲和爱人对话的内容与方式？
“如果价值植根于事物本身，植根于事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中，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历时的发展去追溯这种价值。但这种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与它同时存在的价值系统。”换句话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他们的心灵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潜在地制约和影响了他们的感受。从表面上看，莺莺的境感是对生活之境的感知，实际上它也是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宏观语境中“生长”出来的。
从历时的角度去看，现代人的婚恋注重自由民主，以至“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不再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现代人交通、通讯发达，以至离别不再成为美学命题。然而，莺莺生活的时代--唐代因袭魏晋以来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传统，社会上流传着“崔卢李郑王门女，不入寻常百姓家”的说法，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在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最后的决定权当然是属于母亲，崔母遵守传统下俗定的婚姻规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要求“男女授受不亲”，男婚女嫁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被允许从相互倾慕到走进结婚礼堂。因此，崔氏相国的小姐，岂能与门不当户不对的书剑飘零的白衣秀才于月下西厢私定终身？
“唐代又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追求功名的时代。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在唐代更有力地吸引着、鼓励着知识分子，使他们为了成就功名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遗弃自己的情人或妻子。”[5]在男尊女卑的历史时空里曾上演了多少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悲剧，而男子的恶劣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斥责，反而受到称赞，被认为是“善补过者”。在他们看来，“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过，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6]看来，莺莺的忧虑不是无端生发的。她一方面痛苦地面对“始乱终弃”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爱情追求，终于实现了“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
艺术的时间结构将我们带入过去的世界，让我们聆听到莺莺的心声；同时“它能将过去提升到现在，即过去不只是作为历史，而且还作为当下在场”。[7]莺莺不只是我们视域之外的文学形象，她的美丽深沉、真挚纯洁、勇敢忠贞激起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喜爱。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对自由的生命的赞美，使《西厢记》成为“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
参考书目：
①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P.100。
②③王尚文：《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219，P.216。
④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76。
⑤段启明《西厢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17。
⑥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35。
⑦奥坦伯德约翰逊：《伽达默尔》，中华书局，2003年版，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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