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温中追寻过去的教育精神--读《过去的中学》

时间:2022-04-13 19:50:34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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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温中追寻过去的教育精神--读《过去的中学》

从心

在重温中追寻过去的教育精神--读《过去的中学》

《过去的中学》摆在案头,一遍一遍地阅读,咀嚼的是文字,品尝的是幸福和美好:读书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教育真是一个美好的事儿。在反复的咀嚼与品尝中,我们会发现,这所有的美好和幸福,潜藏在教育的基本精神里: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全人格教育理念,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原则,以教育为信仰的教育实践。

一、全人格教育

过去中学的办学者,校长和和老师,能高屋建瓴,站在“教育救国”的高度,以促成个体全方位的成长为宗旨,从身体、智力、道德、审美等角度关注孩子的情感培育,价值取向和心灵成长,以达到个体人格的圆满,身心的和谐。

杭州一中的经亨颐校长在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格教育”的主张。他所主张的“人格教育”:“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强调以陶冶人格为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此外还力主活跃学术空气,丰富课余生活,注意多方面培养和陶冶学生人格。

在这样的一种全人格教育的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能力得到了提高,精神状态饱满而热情,精神气质思想魄力也不同凡响。杭一中的学生办起了浙江省第一份新文化刊物《明星》,办刊之目的在于“一方面竭力把新思潮传布,一方面对于守旧派,立于指导的地位,下一种诚恳的劝告。”表现出青年那份难得的勇气与担当。后又发展为周刊《浙江新潮》,目的更明确,旗帜更鲜明:“人生最后的鹄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的条件,是:自有、互助、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更见杭一中青年的思想、气魄与胆识。

其实,人格教育的主张并非经亨颐所独有,而是那个年代教育先哲们的共识。

如汇文中学的高凤山校长提出了“全人教育”的宗旨: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这七条宗旨,与校训“智、仁、勇”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得益彰。汇文中学“全人教育”的宗旨所带来的优良校风,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发展了学生的才能,铸炼了学生的精神坐标,使学生获得了滋养一生的财富。

又如师大附中的林砺儒校长推行“全人格教育”理念,他认为,“全人格的教育,是使学生活用其人格的活动力,来实地经验各种高尚的有价值的生活”,“中等教育的任务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还有,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倡导“公”“能”教育的信条,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等等。

他们的表达虽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对学生精、气、神的培养是一致的,使学生人格得以圆满陶冶,个体得以和谐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傅国涌先生说:“在本质上,我感到学校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精神气质的圣地。走进校园,不是为了走进一条课本知识的胡同,而是走向一个追求‘真、善、美’的广阔原野。”是的,这种全人格教育的理念给予了学生思想上的引领,人格上的熏陶,使学生的生命立于一种真切而自然的高度,将给学生终生的滋养。

二、学生本位

过去的中学没有“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这类响当当的口号,他们所推行的学生本位,不是停在口头上,挂在墙壁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学校教育教学的举措中。

1、课程内容,不用现成,但看需要。

汇文国文教师不大用现成的国文课本,而多由自己来选,还有的老师用当时出版的“活页文选”;夏丏尊先生在春晖教国文,正值社会弥漫复古思潮的时期。为让学生得真才实学,他自己精编教材。所选课文除部分优秀古典作品外,其余大多采自《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赵俪生就读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时,一群从北大北师大毕业的有学识有新思想的老师开创了全新的课堂:“语文课堂上讲起了白话诗、白话散文、白话短篇小说;公民课堂上讲到了辩证法三大公律;在党义课堂上也在讲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这些内容,使他的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他的灵魂,也浸入了第一个染缸。所以,他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时期是“浸润在新文艺中的十年。除非身历的人,很难想象我们那批十四五岁孩子初历头脑解放时的喜悦。”

放着现成的课程不教,但管需要,也便创造。这些贴近学生需要贴近学生心灵的课程,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本的课程。

2、考试评价,不顾规则,但看才情。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一文中写道:“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而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南开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1941年毕业考试时,他物理交了白卷,但心有不甘,即兴在卷上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物理老师魏荣爵水平之高、态度之严谨,校内有口皆碑。他评谢的卷子,也在上面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于是谢邦敏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后任职法院,成绩斐然。

规则是死的冷的,人是灵活的温暖的。以冷的规则“一刀切”,容易造成虚假与呆木,学生的个性与才情难以凸显。诚之老师无视考卷规则,虽钱穆只答一题,依旧给了75分。无须加批,却写详批;魏荣爵老师更是手下留情,网开一面……这两位老师不顾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以规则为标准,而以学生个性的彰显,才能的发挥为标准,重在对学生智慧的欣赏,对学生思想的肯定,他们对学生的悉心呵护之心和培养之心是地地道道的学生本位之心。

3、教育教学,不论师道,但讲宽容。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提到,人持有双重态度。其一是“我与你”,其二是“我”与“它”。并提出了“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的观点。过去中学的老师,从“我”与“它”的关系中走出来,视生如“你”,和学生平等对话,用心贴近学生,达成师生之间心与心的交汇,灵魂对灵魂的对白。

杭州一中的国文教师杨学洛先生,是杭州有名的桐城派。他选给学生读的文章,都是桐城派的名作。而他的学生阮毅成则用白话文写作文交给他。面对白话文作文,杨老师仍用旧式圈点批改,有些段落还连用密圈表达赞许,许多学生争相仿效,杨老师同样给予圈点和很好的评语。一个熟谙古文的老师并不将学生囿于狭隘的古文天地,宽容有度量。

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喜欢在教室学生座位前后左右穿来穿去,连说带演,极引人入胜。他还喜欢突然指着一个学生问问题。有一次他走到郑家骏面前:“你说,奸巨滑上面是个甚么字?”郑家骏一时大胆,用手指回他说:“老。”他狠狠瞪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说:“骂得好!骂得好!”弄得郑家骏很不好意思。

朱自清先生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一次,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像煞有介事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以为忤,反而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双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赞其是一个榜样,描写人让人读后如见其人。

杨学洛、孟志荪、朱自清等过去中学的老师,他们以坦诚、信任、宽容的心态敞开自我的生命,积极迎接学生的生命世界,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判断和选择,尊重学生的自尊心和人格……把每一个学生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制造了平等、和睦、合作的师生交往氛围,构建了和谐美丽的教育境界。其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使学生的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真实。

三、教育信仰

朱自清在《教育的信仰》一文写道:“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过去中学的老师,执着地坚守着这样的教育信念和教育使命,对教育全心投入细心呵护者有之,如夏丏尊先生;为践行教育理想愤而辞职者有之,如匡互生老师;为了自己的教育信念虽赴汤蹈火也不顾者有之,如赵君达校长。

夏丏尊先生: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曾毛遂自荐兼任舍监。每天清晨叫学生起床,晚上查学生就寝,遇私点蜡烛的,他熄灭蜡烛后予以没收;合衣而眠的,他促起脱衣盖被;熄灯后溜出校门玩耍的,只加恳切地劝导,学生屡教不改,他也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直到学生心悦诚服,真心悔过,并不来任何严厉的责罚。他曾说,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犹如池塘没有了水。他对学生对教育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学校有了什么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他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丰子恺先生评价他:“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的问题……”

匡互生老师: 对学生有一种特别的爱。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在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吃饭。在那个阶级分明等级森严的年代,这一举动轰动了全校;匡先生作为训育主任,从不训人。他理解学生,关心学生,体贴学生。当学生黄源因毡帽一事与体育老师发生冲突时,他毅然站出来主持正义,为学生说话而不成,就愤而辞职离校,来捍卫他的学生立场和农民情怀。黄源对劳动人民态度的变化就缘于匡先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赵君达校长:天津耀华中学的赵君达校长,在天津已沦陷一年的1938年夏天,赵校长不顾身家性命,冒犯了日本侵略者:一是不顾日本当局勒令停办学校的命令,坚持办学,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还接纳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结果,为侵略者所不容。先是子弹威胁警告,后行暗算之手段。赵君达校长为了学校,为了孩子,为了他的教育信仰,以身殉职、殉国,他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对学生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

这些以教育为信仰的校长、老师,捧着一颗坦白、温热、忠于后一代的心,无论事情怎样琐屑,都不辞劳苦地去做;无论时局如何困难危险,都一如既往地坚守,令人心生无限崇敬之意。

抽身书本,回归现实,内心滋生一种“幸福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薄凉之感。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2000多年前的这个声音,仿佛一记重锤,敲击着我们去反思反省今天的教育生活,教育使命。

今天,这种全人格的教育理念,学生本位的教育原则,以教育为信仰的实践行动还可以在当下倡导并践行吗?

今天,我们又在倡导怎样的教育理想践行着怎样的教育行动呢?

学者汪丁丁在《教育的问题》一文中说:“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是的,现今的教育已由注重个体生命人格完满的教养性教育沦为了适应个体现实生存需要的职业性(生存性)教育,已然变成了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对生活意义的探寻,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个体德性的呵护渐趋于渺茫与虚空。我们的教育离生命的本原越来越远,离诗意的栖居尊严的生活也就越来越远。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教育应注重鲜活完整德性的培育,注重和谐美好人性的启迪,注重丰盈健全人格的塑造,促使个体保持心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必要的张力。所以,我们需要在以功利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强光中,守住教育的一脉古典余韵,一瓣幽微馨香。在喧哗与浮华中找到自我心灵回归的小径,获得滋润当下教育的精神底气,恢复教育生活的沛然生气。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追寻过去的教育精神,“做一个以教育为信仰的人”,请常常这样提醒,请时时这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