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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曹文轩的四条理由
洪子诚
2003年刚过12天，在海淀万圣书园的咖啡厅里，参加了《曹文轩文集》（作家出版社）的首发式。向他表示祝贺，至少有四条理由。
出版文集的曹文轩，今年应该是四十几岁，但成果却己如此丰厚。文集共有九大册。事实上，他有许多作品，还没有收入。记得我在他这样年龄时，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才出第一本书，是谈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的。那本书印数不多，且不出三五年，便摆在打折的地摊上（还让学生从那里替我买了几本）。所以，祝贺的头一条理由，是他的如此年轻，却如此的有作为。
在印象里，中国当代男作家，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长相大都乏善可陈。因此，文坛上有“美女作家”的称号，却没有“美男作家”的说法。不过，曹文轩(以及另外的少数人)倒是例外。前些年了，他改编《草房子》电影得了奖，北京的某报发表他领奖时的大幅照片（好像是现在当县长的牛群的作品）：拿着金像，双手高举过头，潇洒而灿烂。这时，也会如汪曾祺先生在《羊舍一夕》中写到的那样，想起《三家巷》第一章的那个标题。因此，虽是男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却长得很帅，这是祝贺的第二条理由。
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开始时候总是想当作家、诗人。“众所周知”，结果是大多数人希望破灭。大学一年级，我也写小说，写诗。同班同学刘登翰读过，半天沉默无言。经过这样的无声打击，再想继续学习写作就很困难了。其实，就连才华横溢，极富诗人气质的谢冕先生，上大学之后也不再写诗 (除了献给陈素琰、至今秘不示人的情诗外)，改为诗歌批评和研究。在我们，这都是不得己的事。而这二十多年来，曹文轩却小说、散文写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误，并一直保持甚佳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京派”的那一群。不过，“当代”的一个时期，作家和学者的分离则成了普遍事实，以至于王蒙先生80年代初有了“作家学者化”的呼吁。从一般道理说，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应当能够互相促进。不过，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情况可能多种多样。闻一多、朱自清先生都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又都是诗人在前，学者在后。卞之琳先生在研究英国文学、何其芳先生在研究典型和《红楼梦》期间，都还写诗，但诗又都远不如以前的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是学术损害了诗情，还是清醒到诗情离他们渐远而改事学术。叶圣陶先生开始是小说家，在成为教育家和语文学家之后，便不再写小说。当他以语文学家的眼光修改他自己还未当上语文学家的小说(50年代修改《倪焕之》)时，似乎失多于得。在曹文轩那里，这两者却似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看来有助于他文学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写作理论研究（《小说门》），他的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还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这三者，有一致的基点，这就是对“文学性”的信心，和对艺术“本体”的关切。因此，在文学史写作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他批评目前大量的文学史写作者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基于对“纯正”的文学的信念，他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图景做出具有独特风貌的描述。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和“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的说法，关于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己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的意见，他对目前成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的质疑，和对着眼于揭示“艺术奥秘”的“文学研究”的坚持，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和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体察，……尽管这样的声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不仅写小说，而且做学问，“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是应向他祝贺的第三条理由。
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便是变化多端。“重建”，“复兴”，“纠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事物本来面目”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流行语。我们追随过革命(曹文轩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今天又点燃了对“红色岁月”的温馨记忆。我们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让文学回到“自身”，而现在，又觉得所谓“自身”和“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因为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我们如何能够逃遁？我们强调过表现“重大斗争”的宏大叙事，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如今好像又为“日常生活”的膜拜忧虑。基于对“理性”、“主体性”的信任，我们曾坚信世界的“整体”性质，和人对世界“本质”把握的可能性。但不久，“整体性”被证明是虚幻的，我们改信了有关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图景的描述。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在当代曾声名狼藉。不过在80年代，启蒙的精英意识又复活、拯救了“知识分子”的信心。而现在，“知识分子”又开始成为人人唯恐逃之不及的词。…… 在这种风云变幻中，曹文轩有自己坚持的主张。也吸纳新的知识，也思考社会现实，但如他所说，并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追随潮流。他坚信存在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如“人性”，如“美”。他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真正”、“纯正”、“永恒”等，是他经常使用的词。因此，在历史观上，透过显眼的“断裂”，他认为更本质的是历史的连续。他不认为“时间”具有绝对的意义，说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这些自信，既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他研究文字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急剧震荡，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机之中，这种对“本质”和“普遍性”的信仰，也许是另一条值得我们耐心寻找之路。现在，人们又开始谈论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而我却发觉，不论是何种强力黏合剂也己无法修复自己的思想碎片。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时刻，对照起信念始终坚定的曹文轩来，真觉得让人羡慕，这是向他祝贺的另一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