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故乡》里的无头案
(金传富原创)
北京市十一学校 100039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小说的取材，情节的安排，细节的处理，还是语言的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堪称精典。尤其是作者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小说中的巧妙处理，展示出作者高超的小说创作水平，显示出卓越的艺术魅力，因而其艺术价值长盛不衰，令读者回味不已。
如《药》中那只无声的狗，夏瑜坟上的白花，高叫的乌鸦，《社戏》里鞭打红衫小丑好看的折子戏等等，既很使读者颇费思索，又增添了作品的艺术品味。《故乡》里杨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这一细节也成了一桩无头案。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有关的阐释。
那么，究竟碗碟是谁？又是怎样埋在灰里的？为什么作者无头无尾地来专门提及这一事件？仿佛这是一个没有谜底的谜。究竟这个谜当怎样破呢？似乎有以下几种诠释：
其一，他人偶然丢在堆里
任何经历过搬家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纵然多么小心，当他转移家当到一个新的环境时，他总会发现东西少了。要么是不必要的东西被丢弃了，要么是有的东西收拾得一时难以找见，或者就是根本找不着，迷失了。这三种情况都是确实存在的。当然还有破损的情况。“迅哥儿”千里迢迢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而且，“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后，永别了熟识的老屋”。时间紧，人手杂，加上“迅哥儿”家里老屋，什物器具也多，连“卖去”“家里所有的木器”都很麻烦，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何况还有“卖去了”“收不起钱来”和象杨二嫂一样只嚷“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的人物，纵然你万分小心，也不免挂一漏万，把十多个碗碟埋在灰埋里。或许这是帮手们并不经意的行为，也说不准就是家人的粗心。
总之，它可能只出于偶然。并不存什么特别的理由。
其二，闰土所藏
有人说草木灰里的十多个碗碟就是杨二嫂所说的“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论者以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闰土少年时代的纯洁友好，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心的良好品质，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臣、官，绅”的原因，“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他已失去了往日那种纯净的心灵，迫于生计，他不得不谋于斤斤计较，唯利是图。或许能利用迅哥儿搬家的机会攒几个碗少几分开支呢？
但是只要我们统观全文，似乎这一解释并不合理。
原因之一，闰土的性格发展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少年闰土是“迅哥儿”家忙月（帮工）的儿子。长辈就有较深的交情，而“迅哥儿”和“闰土”更是知心的朋友，彼此心羡已久的偶象。从“迅哥儿”的眼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着圆圆胖胖生龙活虎的十一二岁少年的模样，他热情，好动，友善，而且十分诚恳，对未来和生活充满信心。建立在世交和知心以及当时特殊的背景基础上的迅哥儿和闰土的友谊无不是有一种纯朴厚道的美。即使是世事沧桑，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故，“迅哥儿”对闰土的一腔热诚，闰土对“老爷”的全心敬羡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只是表示方式不同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闰土不会为了十多个碗碟而破坏他对人的真诚从而破坏他的人格的完整性。因为即使“冬天没什么东西了”闰土还会想到把“自家晒在那里的”一点干青豆“送给”“老爷”。其心可佩，其情可感。
原因之二，闰土没有必要在灰堆里藏上他所需要的东西
闰土在“迅哥儿”和他母亲的眼里都是十分近亲的人物，他们并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待，“母亲”忘不了在“迅哥儿”面前提闰土，“迅哥儿”忘不掉心中的交谊的闰土，在搬家中“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给他”，“都已经是计划好了的，而且当天下午就让他拣”。看样子闰土在挑东西时也并不是统而笼之都收罗殆尽，只是“拣了几件东西”。注意这个“拣”字。说明他并没有想在“迅哥儿”搬家时大捞一把，只是随随便“拣”了几件可轻可重的东西，他并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他只是把那几件必要东西选了出来，并没有想要拿走全部东西的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如果说闰土要碗的话，他尽可以不加思索地提出来，当时就拣好，完全不必藏在灰里。可见完全没有必要。当然更不必说闰土挑的东西不多，而且比十多个碗碟更有价值。
原因之三，看得出，作者也并没有在文中讽谕闰土的打算。从整篇小说来看，闰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既有不能摆脱“多子，饥荒，苛税，兵、臣、官，绅”等困苦缠绕的一面，更有被作者同情的一面，而后者显然是文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作者不可能在文把他当作一个反面的人物。
其三，杨二嫂所藏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是杨二嫂的功劳，但究竟是杨二嫂发现之后表示“不平”，还是杨二嫂本人蒇在灰堆，等待机会就来之时“拾荒”又“栽赃”给闰土，好象也可能。因为，“细脚伶仃”的杨二嫂就贯于顺手牵羊，贯于占点小便宜，别说碗碟，就连喂鸡的狗气杀她也是视着珍宝的。难免说，她本人就看上了十多个碗碟，自己埋在灰堆里，看出闰土得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气愤，就“每日必到”寻找机会，假装从灰堆里掏出，栽到闰土身上。因为灰是闰土的。她这样大发议论，招摇过市，自己拿了东西，目的是嫁祸于人。
细究起来，其实三种情况都似是而非。看来，有关这些分析臆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作者在这里安排这一细节，并且通过杨二嫂的口说出来，又不交待结论的写作目的何在！
究竟碗是谁埋的？被谁拿走了？怎样理解这样的事件？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却是肯定的。
第一，作者借以表示他对杨二嫂的贪财，市井小民的势利，以及她的捕风捉影十分反感。作者并不相信杨二嫂说话的公正与客观，相反对她那种无事生非，找借口公开或暗地里顺手牵羊的小动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至于说小说是否牵涉到闰土似乎并不是小说的一个立脚点。也从侧面对杨二嫂的不幸以揭露，从而批判了社会对人的推残。
第二，借此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和社会的重压之下，人与人之间彼此不能自保、互不信任、互相倾轧的畸形社会关系加以揭露。
第三，这桩无头案是作家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作者把事实巧妙地陈述出来，并不给你确凿的答案而是任凭读者根据自身经历与阅历进行检验与判断，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并给作品增加无限的艺术价值。恐怕这才是作品的真正目的所在。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变色龙》里奥楚蒽洛夫的新大衣究竟功用在哪里？匈牙利小说家塞斯布隆的《干涸的眼睛》中亿万富翁“不知怎么搞的，染上了一种什么病，究竟什么病，谁也无需去了解。《第二次考试》中“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地他胸口”。老舍《小麻雀》中的小麻雀最终是死是还活，谁也无从知道。但是谁都可以意会。而这一点正是作品艺术性和艺术价值的高度体现。学习这样的课文并非要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应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此进行分析和理解，培养他们的发散型思维能力，提高整体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他们通过阅读而提高创造力的意识。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创造的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