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与高山仰止(钱钟书)

时间:2022-04-14 15:09:20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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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高山仰止(钱钟书)

阿尘

从小就对“学问”一词心怀敬意,继而对能“做学问的人”也充满仰慕。

后来上了大学,老师说:“现在的文科生国学底子太差,将来很难做学问。”

只因老师这一句话,便去图书馆抱来一堆孔孟程朱,发愤读了一通--我当然属于

“现在的文科生”却又对“学问”很神往--结果是囫囵吞枣,有如“风过驴耳”。

于是老师又提示:不妨读读钱钟书。潜台词的意思很明白,钱老就是个大学问家呵!

而老师本人则是位“钱学”研究者,且有专著面世。再试一回,效果仍不理想,一

番自嘲之后遂不再做“学问”的梦想。有意思的是,钱老的书虽未能“点化”我的

榆木脑袋,可有关“钱学”的大量研究著述倒让我读出了一种治学心态--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

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大大印着四个字:文化昆仑。心里怦然一跳,

谁有这么大的头衔?当年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也不过是天上有两个太阳而已。再一细

看原来是钱钟书,这是一部研究钱老的论文集,且撰写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学界精

英,很权威,绝非一般毛头百姓的跟风起哄,尽管通篇赞扬、溢美之辞扑天盖地。

也难怪,王朔谁都敢骂足够勇敢吧?但我们似乎还未听他有一言半语沾过钱老。由

此我想起了另一句话:高山仰止。这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是同一种心态。那座

山究竟有多高?能引得无数文人尽折腰?《围城》无疑是这座山峰最坚实而广大的

基础,看的人多,评的人也多;半山腰是《谈艺录》、《七缀集》,已经是有点儿

在云中雾里了;而山顶上就是那号称壁立千仞的《管锥编》,正是这部巨著成就了

山顶一派金光笼罩。

我也买了一套《管锥编》,却只能把它当字典用,因为它的确是广博、甚至是

杂博的。而“博学”恰恰是“朴学”家的一大特色。朴学即考据学,发端于明末清

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当时巨大的社会动荡使顾、黄等一干儒士反观宋明理

学,以整肃典籍为己任,反省自身;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穷经研史,由此开一代学

风之先。其出发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其学术目的是“摒宋复汉”,治学方法上

有些近似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波普尔将其证伪学说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驳斥,剥下柏拉图所披着的苏格拉底的外衣,以还苏格

拉底的本来面目。朴学的真正兴盛是在乾嘉之世,注经注诗之风蔚为大观,著作与

才子也层出不穷。但由于满清严酷的文化统治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惰性,治学

渐由“经世致用”转而钻进“象牙之塔”,原本由疑古而引发的探求真理之举至此

已经背离了其所追求的目标。掉书袋式的卖弄、僻典僻字的发掘成了文人治学的时

尚。以至清一代的学问仅限于“考据”,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止于部分古籍文献的

整理与发掘。

而《管锥编》无疑是乾嘉注疏余波之集大成者,钱老的治学方向与态度可说是

将这一学风发挥到了极致。如《宋诗选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钱老的选本确实

是最好的了,注得亦精彩。可是一到点评就差强人意,拿一本袁中郎的《随园诗话》

一比较,便可见钱老掉起书袋来头头是道,自己的观点却全无出彩之处--须知真

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又 如《谈艺录》,一条“文不必如其人”亦可

见钱老的治学之道。 兴许钱老胸中积聚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不释放出来就会爆炸,

于是乎洋洋数十卷《管锥编》终于出炉了。钱老学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但却

未能弘扬其最初的治学精神,即由怀疑而溯本求源的精神。老先生可能是注顺了手,

随便抓一本古书便注。然而,即便以钱老的广博,有些领域恐怕也是进不得的吧?

如《易》经,如《焦氏易林》。我曾向一位《易》学专家请教钱老的《易注》,他

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钱老注《易》就好比说:这本数学书的平仄不太合韵谱 。

钱老的最大优势是用典,不论小说、散文还是随笔,典故的运用比比皆是。尤

其是诗歌,钱诗的用典恐除黄庭坚、吴梅村外无出其右,只是忘记诗原本为何物了。

袁中郎《随园诗话》云: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不自知读诗者亦不自知,方可谓之

真诗。《围城》的用典更可谓丰富繁杂,可惜过分缺乏节制,大量的典故和书袋如

泉喷涌,虽也有趣,但妨碍了行文的节奏和流畅,使叙述语言显得格外啰嗦,甚至

影响到小说的整体结构。有些用典亦太直白,如方鸿渐便是典出《易》之“渐”卦,

单看卦象即可知小说的故事脉络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围城》继续写下去,

方鸿渐的结局应该是奔赴延安才对,其余人物均典出有据--在西方,如茨威格,

如昆德拉,这些作家很容易就是一个思想家,而中国的文化大师更多的则是比赛谁

的记忆力好,谁知道的典故多。这似乎也是一种传统?旧时一个文人如果不知道一

些奇怪的士林秘闻、学界趣谈,仅有个人的看法,那是混不下去的。清朝的张之洞

该是个开明人物,但手下的官僚若对士林秘闻和文化典故所知不多,大都没好日子

过--有关这方面的缺憾,哈佛大学博士赵一凡先生曾作专门研究,并有文章见于

《读书》,不必我在此多聒噪。

无意诋贬钱老,以我的学识也断不能对钱老的学问说长道短。我想说明的是:

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却是每个学人都应具备的。“高山仰止”、“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作为对一位有成就的学者的崇敬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应当提倡,但若变异为一种治

学态度和精神就不仅滑稽,且十分有害。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终可能

演绎成一个妖怪。尤其在钱老已被树为“文化昆仑”、“钱学”于世的今天,治学

态度和治学精神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钱学”研究陷入谬误,并给我们的学风带来

负面影响。如是,钱老固然还是钱老,但“钱学”的研究者们就难逃“拉虎皮做大

旗”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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