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号子

川江号子

让人心跳得缓不过劲来

“口和―呀―口左！口和呀口左！”

陈邦贵摆出一个看来很奇怪的姿势--事实上他只是在演唱时不自觉地作出行船的姿势--高声唱着，银白的头发随着他的歌声微微抖动。这位87岁的长者的歌声就像一只高速飞翔的云雀，沿着一条线，笔直地刺上了天。

记者的呼吸不由得随着他铿锵的音调和紧促的节奏而加速，心跳得厉害，缓不过劲来。

据《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说法，川江号子由平水号子、见滩号子、上滩号子、拼命号子和下滩号子等组成一整套。

而据陈邦贵介绍，为了适应行船需要，根据水势缓急，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都有所不同，他就整理出26种号子唱腔曲牌，比如在开船时，唱莫约号子；船推到江心，唱桡号子；开始闯滩，唱懒大桡数板等等。

川江号子的节奏变化很大，在平静的江面唱的号子，舒缓悠扬，长于抒情，音乐性很强；而在闯滩时，紧促高昂，节奏急促；在最急流处唱的“交架号子”(学者称“拼命号子”)则雄壮紧张到了极致。不同曲牌都是独立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劳动操作的连续性，各种号子能连接起来，形成“联曲”。

演唱时一唱众和。领唱者叫号子头或号子哥，在行船过程中，随着水情的变化，所有劳动工序的衔接、劳动强度的张弛，都靠号子头唱腔的变化来指挥，因此，号子头在船工中备受尊崇。有时，即使已装好货物，因为心仪的号子头尚在其他船上未归，整条船都会留下来等这个号子头。

号子头根据其嗓音，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

川江号子中各种“数板”的唱词，往往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并无定式，许多号子头往往是优秀的地方戏曲表演者，因而，号子在发展过程中，糅合了地方戏曲音乐的音调，其唱词大多源于戏文小调、民间传说或者沿江古迹。现阶段的许多号子作了很多创新，抗击非典、学习“三个代表”的内容也被编入号子之中。还有一部分川江号子并无唱词，船工唱的全是嘿、哟、嗨等语气词，这种曲牌大多以其节奏和气势而别具一格。

从某种角度看，号子头简直就是个行走江河的行吟诗人，他们大量运用赋、比、兴的手法，让旅程具有诗歌的意趣。

执著而艰难的挽留

9月23日，第八届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暨首届世界大河歌会在重庆市朝天门广场开幕。受邀的世界著名大河所在国家的艺术团体在此演唱各自的大河歌曲，为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助兴添彩。川江号子成为歌会序曲的背景音乐。

1954年前后，长江航道被疏浚整治，机动船的汽笛压过长江的波涛声，川江号子此后就在长江上消失了。如今，川江号子从现实生活中走上舞台。

但是，讲起当年在长江上唱川江号子的日子，陈邦贵仍描述得栩栩如生。显然，川江号子依然鲜活在陈老的生命里，这让他执著地和其他几个人一道，致力于川江号子的传承。正是这些努力，1955年，四川省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川江号子，获得金奖，川江号子从此蜚声世界；1956年4月，陈邦贵等人演唱的新编川江号子“夺红旗”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获得一等奖。

1987年7月，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组织“世界大河相会在塞纳河”的民间艺术交流活动，72岁的陈邦贵、蔡德元和陈昌福应邀演唱了川江号子，震惊了所有听众。

在陈老家中，磁带在廉价的录音机里转动，再现着昔日盛况。

但是，往事已成追忆。“我并不想个人出名，但我希望能趁我还活着，搞一些音像资料，把川江号子留给后世，川江号子不应该失传。”87岁的陈邦贵忧心忡忡地说，“可是，我没有钱，这怎么办？即使筹到了钱，能否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陈邦贵担心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从此销匿，担心新来的演唱者没有生活积累，缺乏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而使川江号子从此失去了它质朴的味道和充满野性的特质；他也担心写川江号子的人和船上生活的距离太远，写出一些“变味的东西”，一些“更应该叫歌而不是叫号子的东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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