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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寂寞--读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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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三联书店96年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寂寞”二字－－“我们都是寂寞的。人能够自欺，好像并不寂寞。”（《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寂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历来不乏对“寂寞”的共鸣。有南唐李煜的“丁香空结雨中愁”，也有戴望舒“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陶渊明的“悲罗襟之宵离”，也有何其芳的“和着幽怨”的罗衫……“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自古及今，中国的“情种”们相继对人生的寂寞做了诗意的表达。这些寂寞的体验，不乏深刻之处，然而若没有诗哲里尔克更具哲理意味的表述，则我们对于如下的问题，将难以给出明白的回答：
寂寞只是一种莫可名状的闲愁吗?寂寞与我们的人生有根上的纠结吗?
“说到底，还是一个‘情’字作怪”，或者，“诗人在黑暗的社会中难免会感到寂寞”，这是两种流行的解释。这种含混其辞的说法，恐怕难以将寂寞通达。
为了较为透彻地解答我们的疑难，以及更好地领悟里尔克所言寂寞的二重含义，我们首先有必要描述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人以缘在(Ｄａ－ｓｅｉｎ)的方式存在。缘在类似于飞蓬，随空空的风(媒)四处伸展其活动的根--这个存在，或这个人，他生存着也即用根凭附、占有着。守财奴牢牢地抓住了他的泥土：金子。可是他终于衰老了，象一株草那样在深秋枯萎，双手仍可笑地保持着攥取的姿态。他占有着什么，他之“我”便是什么。这里有许多人，因为曾经把蓬草的根驻扎于北大，便时时刻刻对自己或对别人说，“我是北大人。”终于有一天，北大的门成了他的面孔，“你是不是北大人”成了他与人吵架时的口头禅。以北大自居的人与以金子自居的人是一样的，他们肌肉紧张地保持着占有的姿态，紧紧地抓住世内现成的东西，不管这现成的东西是肉眼可见的钱币、还是无形的北大身份，他们都当成是石头一般坚硬的对象去把捉。奈何生命本身是流动的，水与石头无法融合，因此他们不得不花费大的气力才能抓住“对象”，不得不编造种种的谎来搪塞、安慰自己。“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北大人的精神是……”他们所编造理由之繁多，真是不胜枚举。一旦自欺自瞒难以为继的时候--例如暴发户求爱的失败，时过境迁走进新的环境，或者炒股破产、露宿街头--自满自足的状态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变作惶恐、丧气、无聊和空空如也。
常人皆是如是生存着，忙碌(努力去占有)和无聊(无法保持住所占有的)是他们生命左右振荡的两极。他们“一受其成形”，则“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常人距离寂寞是辽远的，就在他们的身旁，诗人们体味出了深深的寂寞。此寂寞与常人的无聊相对照，生发出另一种形态的人生：
“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走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诗人筑居于寂寞的小屋中。
1903年2月，旅居巴黎的里尔克收到了一封青年诗人的信，青年诗人谦恭地请里尔克评点他的诗。里尔克在回信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必不得已要写诗的缘由是什么?
里尔克把这至深的缘由归结为--寂寞。寂寞不是一个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它表层的含义，是指一种宁静而又悲伤的心绪。要理解这满纸的“寂寞”，我们既不可能将它把握为一个概念、进而扩展为一条辞书式的定义，又不可能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剖”它。寂寞一词，是诗人对自身生活体验的牵引式的诠释，它牵引出一个又一个的诗境，其中有象、其中有真。此诗意的言说方式令常人困惑不已。对常人而言，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诗人心怀寂寞，他偏说，不，“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安于体制化世界的常人，终目言说却不曾言说，他们蔽于詹詹小言，就象猴子蔽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诗人在寂寞地远离现成世界时睁开眼来，“成人们来来往往，跟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务纠缠，大人们是那样匆忙，可是儿童并不懂得他们做些什么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诗人就象儿童、象原人，去说他“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如果写诗人抱怨日常生活贫乏，则他还不够格成为一个诗人。而诗人，却可以呼唤出“生活的宝藏”。
扫去语言与习俗层层盘结的蛛网，寂寞者远离“生活”与人群，焕发为一个“重得童年”的新人。这寂寞者起初是缺乏信心的。“这是可能的吗?人们虽然有许多发明和进步，虽然有文化、宗教和智慧，但还是停滞在生活的表面上?”然而紧接着，里尔克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是的，这是可能的。如禅的一声棒喝，诗人不再犹豫、胆怯。他要独自深入到生活里面去，体验、咏唱那伟大不可测度的事物。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乃在于诗人已在寂寞中有了一个崭新的姿态。生命之流所在的原初时间性，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不再如钟表的时间那么机械、僵死。“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地成熟”（《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他不再依傍他人的目光而活着，而是象一株亭亭向阳的橡树，去承接露珠、和风、闪电、冰雪，接受自己“真实的命运”。
爱、死、神、命，此四者在里尔克看来，都是人生中重大的事情。“它们都被我们日常的防御挤出生活之外，甚至我们能够接受它们的感官都枯萎了。”（《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而寂寞中的转向，则使诗人恢复了感受力。
我们切不可将里尔克所谓重大的事情，流俗地理解为离奇、鲜见的浪漫遭遇。似乎是怕青年诗人误解，里尔克在信中尤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渺小事物”。觉解不离世，在寂寞中转向的诗人，并不是逃往仙乡，而是更艰苦地在大地之上吁请神意的来临。这神已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上帝，而是人生在世本身透出的光亮、神韵。于是诗人将常人以为容易的恋爱认作艰难。“男女间的战争”旷日持久，主要体现为男人以现成的方式来把握女人，女人则以现成的方式来把握男人。人，不仅被玄学家们抽象化为“有理性的动物”，还被繁衍不绝的常人们切割为“大丈夫”与“小女人”。里尔克与贾宝玉心有灵犀，都不喜欢那在体制化的刀枪剑林中相刃相靡的浊重的男子气，反喜欢那晶莹灵秀的女儿身。他们都打算在一种新的恋爱关系中开出新的“人性”来。
寂寞乃是一种心态，它虚其心斋，故能容纳、迎接爱、死、神、命。在寂寞的觉解中，现成化地把握事物的方式纷然挫其锐，人与周围世界、人与人回复到一种自自然然的状态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寂寞理解为某种真态生存方式震响、荡漾出来的弦音。处于真态之中、也即处于寂寞之中的缘在，不再以一种现成的、对象化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缘在不再拘于那--占有某物、从而等于某物的“我”。此真实的人尤如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跨，▲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此真实的人通晓与物相迎送的时机，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他以寂寞，与“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的寂寥天道合为一体。
然而，真态与不真态同源于缘在的在世生存，其间并无截然的区分。缘在之根永远要抓取、凭附，却永远抓着空、触着无。因此诗人的寂寞，比起天道的寂寥来，就要多一分惆怅，多一分感慨。
为了全面地理解里尔克所说的寂寞，我们须得注意寂寞的第二层含义。寂寞的第二层含义，来自于真态生活与非真态生活的紧张关系、诗人(寂寞人)与常人的隔膜。“自古圣贤皆寂寞”一语，将这两方面的含义都包括在内。真态生活是不稳定的，一方面，诗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周旋于相刃相靡的世界，不得不“待价而沽”（孔子），甚至连一方平静的书桌也找不到；二方面，诗人是爱世人的，“救世”的念头常常噬咬着他善感的心。
“虽然我天天穿着衣服已开始露出几处破绽；虽然我的鞋有几处能使人指责。可是我的领子是洁净的，我的衬衫也洁净，我能够象我这压能够用我的手大胆地伸向一个点心碟，去拿一些点心。。”在巴黎街头的乞丐、妓女堆里，“只用一间屋……我该在那书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不管一个诗人是否贫穷到衣食艰难的程度，他与这个体制化的世界的矛盾总是存在着。旁人的冷眼，比缺衣少食更让这个“天生情种”不寒而栗。
如果说从第一种寂寞里滋长出来的，是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妙悟，那么，从第二种寂寞里则生长出“悲天悯人”的豪迈。“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说得多好。正是籍此豪迈，才有老子的“弗笑，不足以为道”，才有庄子的“(鹏)怒而飞”，才有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有耶稣走上了十字架，而萨特则说：写作是豪迈的。
正如真态生活随时都有跌落回庸常生活的可能，豪迈也随时可能化为倨傲。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大大“超过”了常人，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们自倨自傲，将真态的体验--“寂寞”--现成化为“孤傲”地鄙薄他人的态度，反而不及常人们虽庸碌却拥有一份柔弱的良善。
“要好好对待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要爱惜他们那种生疏方式(异化)的生活，要谅解那些进入老境的人们。”
“唯有爱能够理解(源于无穷寂寞的艺术)”。
这是寂寞诗人里尔克写在信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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