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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痛 更为了爱的思考者 --访青年作家余杰
现代教育报记者 朱寅年
一个秋日的下午，在咖啡厅里嘈杂的音乐声中，记者与一位看起来很普通的青年作家神情庄重地谈了起来，也许在邻桌的人看来，我们更像是在谈判。这位一直表情严肃的青年作家就是一度被称为“北大怪才”、“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的余杰。我们坐在那里，平静地喝着饮料，从他略为紧张的言谈中，从他的故事中，我感到他其实就是一位很普通的青年人。
童年小镇
童年，小镇的生活对余杰以后从事写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小镇山清水秀，后面是山，前面是河，在这种自然之中长大，与大自然相沟通，在花儿、小鸟之中生活，这使余杰至今仍然感到很惬意。
小镇的周围都是民风淳朴的乡村，附近的农民经常到小镇里来赶集，他的亲戚有许多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和农村的孩子一起长大，鲁迅写的《故乡》等文章中的场景对于他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小镇历史悠久，在这里两千年前就有人办学，所以这里的文化底蕴很深厚，重视教育的风气也很盛。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周围的人都会对这家人表示尊重，这种尊重远远超过对有钱人的尊重。
余杰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了几年，后来回到家里，大人们在文化教育上尽量地满足他，经常给他买书，订杂志、报纸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了他至今仍难忘的童年。
余杰的父亲是建筑工程师。他的家庭充满了民主氛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有什么事情都能平等地商量，给他们人格上的尊重，给他们很大的自由空间。父亲非常希望他能子承父业，去学建筑，成为建筑师。但父亲从来没有用他的想法来强制他，给他施加压力以改变他。当余杰在高二的时候选文科以及考大学时填报志愿，全都是他自己做主填报的。余杰至今感到能在家庭中享受到这样的民主是很幸运的。
13岁的处女作抽屉文学
在余杰13岁上初二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关于南方风光的长达一二百行的长诗《我的南方》，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诗歌征文。当时《星星诗刊》的一位姓蓝的编辑从投稿中发现了他的这首诗，当时他还不相信这样长的一首诗是出自一个小孩子之手，于是打电话给他们中学，让他们的校长把他带到成都去接受面试。后来这首诗被评为全省诗歌征文二等奖。这次获奖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以后坚定地选择写作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大学后，他和这位编辑失去了联系，于是他向很多人打听，但至今仍没有打听到那位编辑的下落。
进入北大后，他感到自己知识积蓄很不够，所以第一年他听了许多课，包括历史系的课，经常听外校和国内外一流学者的讲座，其余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到了二年级他才开始写作，他的写作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还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因为北大当时盛行诗歌写作，以及纯粹的学术论文写作。而他写的东西很难用杂文或随笔来概括，迄今为止他觉得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文体。跟《杂文选刊》上的杂文不一样，跟《美文》中的散文也不一样。用摩罗的说法叫“思想随笔”，而用广东的一位女作家筱敏的说法叫“人文随笔”。姑且这样称呼，但余杰觉得还不十分确切。所以当时这样的文章发表很困难，许多杂志都没有办法用。当时虽然发表了一些传统文体的文章，但他认为都不是最好的，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都没有办法发表。
每学期他都会有一两千元的稿费收入，于是在每个学期或学年末他就用这笔钱请人把文章打印出来，然后复印，装订成集子，弄了几十本在朋友中传阅。“抽屉文学”是他首先提出来用以形容这种很尴尬的写作状态。这些文章最后在1998年才出版，但没有想到刚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巨人教官成熟的18岁
1992年余杰考上北大中文系，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上军事体育课的时候，教员是一个运动员出身，身高一米九五、体重两百多斤的大汉。对于普遍瘦弱的北大新生来说，他简直就是卡通片里的巨人。这名教员的教学方式简单而粗暴，目空一切。余杰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因为他生来就“头脑发达、四肢简单”，身体笨拙得连最容易、最简单的体育活动都不会。
有一次上课，由于太紧张，他在队列中做错了一个动作。这时，巨人教官立即走到他的面前，双眼瞪得像铜铃一样，看得他脊梁冰冷。几秒钟之后，他伸出粗壮的大手来，抓住余杰单薄的军装，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拎到最前面。然后，他命令余杰在全队面前演示那破绽百出的军体拳动作。每当他做错了一个地方，那位巨人教官就在一边开怀大笑，他的笑声引发了同伴们的笑声。
那段岁月对余杰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草山》在新浪网上连载，在阅读网友评论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则这样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一起打草席、挖地窖的兄弟默默地祝福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妻子是他身上的一只“牛虻”
余杰说对他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妻子。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他已经用《香草山》一本书讲述了。余杰说他写《香草山》就是想告诉朋友们：其实传奇和神话就在我们身边，在等待着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把握、去体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急剧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等青年朋友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余杰说他写《香草山》这本小说不仅是呈现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爱情，大家在爱情中更看重比如相貌、家庭地位等，这种外在的功利的东西超过了爱情本身，爱本身已经被淡化了，被搁置起来，对这样的一种状态余杰感到很不满意，他理解爱情应该有非常高度的精神性，它应该跟心灵有关。后来这本《香草山》在新浪网连载，有网友发表评论说不相信还有这样的真爱。余杰认为那些青年朋友更应该拥有这样的感情，但现在社会上恰恰不是这样，他觉得这是很可悲的。
余杰是个重视家庭的人，他说家既是他的堡垒，也是他的港湾。“我不是那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英雄，我也不同意古人‘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说法--换了我的话，成就一个家庭是一件并不比消灭匈奴更为渺小的事业。”
余杰和妻子都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同事圈子。同时，她是他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最苛刻、最严厉的读者。他每写完一篇文字，她都能够发现其中哪段话写得比较用力、哪段话写得比较草率。余杰说这是一种奇妙的“心电感应”。
余杰说妻子还是他身上的一只“牛虻”。有一次，他去一所大学讲演完回到家中，有些得意洋洋地对妻子说：“今天我的演讲十分成功，容纳600个人的大讲堂里几乎挤了将近1000人，不少学生围坐在我的脚边。这样的盛况90年代以来可不多见啊。”妻子淡淡一笑，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来，反劝他不要因此而头脑发热。
有人说余杰是一个“怪才”，其实他是那种生活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温暖而又冷峻的思考者、写作者，除此之外，余杰就是余杰。
快意余杰 真言真语
□本报记者 朱寅年
记者：你的大学生活对你有哪些影响？在你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余杰：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方向，导师是陈平原教授和夏晓虹教授。两位老师在学业上给了我许多的点拨。他们在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有许多独特的思考，也给了我诸多的启发。陈平原教授强调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使我对学术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而夏晓虹教授对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梁启超的研究，也使得我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没有继续念博士，因为害怕念完博士之后，连文章都不会写了（这是当今文科博士教育最显著的“中国特色”，我不明白的是：难道学术文章与普通文章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吗？）。
同时，我也没有选择留在学院里，因为我觉得90年代以来学院已经日益沙漠化，没有鲜活的“生命气息”了。我不愿意成为“理念人”（科塞语）。
不过，在北大七年间，我体验到北大有三个优点：一是教师对学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有心灵和精神的沟通、传承，如同薪火相传一般；二是北大有亚洲大学中最大的图书馆，我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进入北大图书馆，就如同小鱼儿进入大海一般；三是北大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具有学科的“广谱性”，课余时间我能够与其他诸多学科的同学切磋交流，使得知识面大大拓展。我最好的朋友不在同班、同系，而在其他的学院和系科里。所以，我要说：能够在北大就读，是幸运的。我要衷心感谢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认为，目前大学教育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教师不鼓励人独立思考，人云亦云成为一时之风气；二是有功利主义倾向，教与学双方有时都以利益为出发点；三是缺乏爱的教育、人文主义的教育，也就是“人何以为人”的教育。
记者：许多读者对你个人的文学和学术道路以及生活状况都很关心，你现在已经在北京定居了，那你算不算是一个“专业作家”或“自由撰稿人”呢？
余杰：北大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居住在北京。虽然北京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比如饮食粗糙、气候干燥、风沙满天、物价奇高、交通拥挤等等，我选择居住在北京，是因为这里有一大群老师和朋友，我经常能够与他们一起讨论许多问题。打个比方，当代中国比较优秀的文化人，总数假如有一百位的话，我估计北京就有五十位，上海有十位，广州有十位，香港有十位，其他各个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零零散散分别有那么两三位。这种“人才聚居”的现象尽管有问题，但它是由漫长的“帝国格局”所形成的，短期之内无法改变。这正是北京对我的吸引力。所以，我曾戏言说：“选择生活在北京，是以忍受低劣的物质生活为代价，获取相对丰富的精神生活。”
至于“专业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说法，我认为都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在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职业”，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今天的中国，却仍然有那么多的“专业”作家被“作家协会”这样的半政府、半民间的机构供养起来，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而且，作家还被评出严格的等级来，我每每看到某些作家的简历中有“一级作家”之类的词语时，如同读卡夫卡的小说一样感到无比的荒诞。其次，我与余华等作家的感受并不一致--他们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写作和发表任何作品都没有障碍，而在我的身边却有许多优秀的写作者，至少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远比那些已经浮在水面的“著名作家”的有些作品更加优秀。就我个人来说，能够公开发表的显然不是我全部的作品--也许有一群专门给时尚杂志写专栏的“小资作者”可以算是“自由撰稿人”吧。
记者：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余杰：被金钱和权力所异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是作家的商人化：二月河之流的“作家”为了能够一夜暴富，不惜片面迎合大众的帝王情结和对“厚黑文化”的渴求，像一架写作机器一样制造文化垃圾。他的作品被央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其毒性更是加倍散布。
另一方面是作家的官僚化：作协、文联、政协、人大的官职和身份，让多少作家孜孜以求啊。
在这种心态下写作，能够写出什么样的玩意儿来呢？
记者：你今后有哪些写作与研究计划呢？
余杰：至于今后的写作和研究计划，我一直对近代的思想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也会继续下去的。另外，下一阶段，杂文的写作大概会相对减少，我正在酝酿一本新书，准备花好几年时间完成。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孙立人，关于他的资料我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了，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各种材料。我想写一本这样的书，通过孙立人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来探讨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探讨中国与美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利益纠葛和文化价值观冲突，探讨那些试图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现实的先驱者们为什么会招致重大的失败？在这群先驱者中，文化人的代表是胡适，军人的代表就是孙立人。孙立人是一个比张学良还要有意思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有岳飞式的儒家文化的忠诚，又有美国教育赋予的民主精神。他本身就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却又生活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中国，注定了在辉煌的功业之后是悲剧性的命运。孙立人的身上纠结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内地与台湾、军事与文化、制度与人性等诸多矛盾和对立的因素，他本人的生命也成为了观察近现代中国的一个立足点。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写这本书，我会吸取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吴思《潜规则》、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吴相湘《晏阳初传》、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等著作的写法，使之既有对史料的独特发现和细致梳理，又有个人鲜明的思想创见和情感取向，同时又能够让“所有受过高中教育的读者都能读懂”（李敖语）。我希望，它将是一本无法归类的书。
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一个敢于漂流长江或者横穿戈壁的冒险者，但我愿意把我的写作当做我的冒险。一切才刚刚开始。
余杰作品年表
●《火与冰》 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天地图书公司，香港，1999年 ●《火与冰》（修订本） 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2002年
●《铁屋中的呐喊》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1998年
《铁屋中的呐喊》（修订本） 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2002年
●《说，还是不说》 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9年
●《文明的创痛》（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9年
●《尴尬时代》 岳麓书社，湖南，1999年 ●《想飞的翅膀》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2000年
●《老鼠爱大米》 大象出版社，河南，2001年；明报出版社，香港，2001年
●《爱与痛的边缘》 大象出版社，河南，2001年；新丝路出版公司，香港，2001年
●《香草山》 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2002年
●《压伤的芦苇》 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2002年
●《闪光石》 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2002年
●《铁磨铁》 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2002年
●《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集》 香港，2002年（即将出版）
余杰看法
●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
●若想从根儿上治理学术腐败，那就是学术要独立。
●今天在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某些学校和某些导师对注释的重视超过了对独立见解的重视。这样便导致了许多论文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当下关怀”，走上了一条比赛谁的注释数量大的畸形道路。我曾经到北大论文库里阅读过近十多年来的硕士、博士论文，不客气地说，其中相当部分都是文字垃圾。
●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创造力、想像力和审美的能力。经济发展的水平很容易提高，但要恢复或者重建自身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却绝非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
●有些博士、硕士虽然读了千百本书，却连起码的审美能力都不具备，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除了玩弄几个舶自西方新潮的名词术语之外，纯粹就是“空心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文章之美、语言之美，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之美、生命之美。
●当代中国没有我认为值得“推崇”的作家和批评家。我想，比较优秀的当代作家有：史铁生、李锐、白先勇等人。
●我更关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些优秀学者的思考成果，比如秦晖、朱学勤、刘小枫、何清涟、徐友渔、丁学良、袁伟时、王力雄、夏中义、葛剑雄、贺卫方等人，在我看来，他们代表着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学术著作和议论文章都给了我颇多的启发。
●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有所谓的“成功感”和“成就感”的人，必然也是有问题的人。我没有成功感和成就感，我只有忧患感。
余杰，1973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少年时代，在成都郊外的蒲江中学（前身为南宋鹤山书院）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从12岁起直到中学毕业，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10余万字。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1993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1997年本科毕业。随后，跟随陈平原、夏晓虹教授，攻读近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尤其关注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之间两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命运，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有关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人的论文多篇。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处女作《火与冰》曾被席殊书屋评为“1998年十大好书”（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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