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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御臣术思想探析(备课资料)
韩非子的“御臣术”思想探析
摘要：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的理论，并将三者有机地融合，进而建构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体系。法、术、势三者紧密相系，缺一不可。其中势是法、术的前提，而法、术是君主不可或缺的御臣工具。毫不夸张地说，《韩非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术”的，探析并总结韩非子的“术”的思想，或径言其“御臣术”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韩非子；御臣术；探析
法家的“术”的思想是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君主与贵族、大臣之间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的产物。“术”之于君主的统治至关重要，其对群臣的篡权夺位，抑或是阳奉阴违具有未雨绸缪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君主考核、赏罚、任免官吏的一个有效地手段和策略。翻检《韩非子》一书，笔者将视野聚焦在其“御臣术”思想上，并试着总结此思想。
一、虚静以待令，无为而治国
韩非子的学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纯粹的政治途经社会面貌，而英明的君主需要运用虚静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事物，只有虚心，才能够得知实情的真相；只有静气，才能够洞悉事物的善恶。按《主道》言：“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对于君主而言，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无为而治”，即“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 如果君主运用了无为虚静之法，那么群臣就摸不透君主的意图，从而形成恐惧心理，竭尽全力效忠于君主，《主道》：“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明君无为于上，群众竦惧乎下。”另外，君主虽无为也要处于主动地位，窥探群臣的一举一动，《扬权》：“上固闭内局，从室视庭，咫尺已具，皆之其处，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君主站要在隐蔽的地方观察群臣的言行，发现其纰漏与错误，《主道》：“道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然后采取措施。如果君主设立了赏善罚恶的规矩法度，到处都会清净太平。因此，君主必须“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只有这样才能与群臣保持距离，使自己“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让神秘感始终留存在自己的手中，从而提升自己的震慑力，达到防奸、止奸的目的。可见，韩非显然把无为术当成了治国重要方法。
二、不显山露水，保持神秘感
韩非《《韩非子难三》中言：“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据此可知，韩非子是非常重视用“术”来统治群臣的，同时强调“术”的隐秘性，机密性，即“术”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君主有效地控制群臣而不让群臣所左右。因此，原本属于考课监察的“术”，就变成了阴谋权术了，成为驾驭群臣的策略与手段了。在《韩非子主道》又言：“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上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即所谓的“明君之道”就是讲求君主如何将一切功劳纳为己有，而将罪责归咎于群臣，这样做就充分保持了君主的神秘性，言行举止让群臣不得揣摩，因此君主的形象也变得高深莫测。反之，就会出现：“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的情况。所以韩非子要求君主“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备”。 这样做就能保持自己的神秘性，让群臣捉摸不透。
三、赏罚分明，控制有度
法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和君主至上。法家强调人性好利，因此道德教育是徒劳的，因此需要运用强权和刑法来统治人民。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也是充满着利益的关系的，如《难一》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所以在这“人人皆自为之心”的社会里，韩非子认为只有用爵禄做为诱饵才能鼓励群臣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所以说韩非子的法术是在人性上寻找到了一个支点。鉴于人人自私自利，君主就可以运用赏罚来驾驭群臣，同时赏罚必须分明，即“信赏”、“必罚”。《八经》：“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罚同轨，非诛俱行。”《外储说左下》：“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同时，韩非子也批判当时社会的不按正常程序升迁群臣，以及贤与不肖相混淆的局面，即：“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 同时要求社会选官的公平性，“明主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 另外，君主赏要厚，罚要重。“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再者，韩非认为赏罚应具有公正性。他在《主道》中说：“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这种刑德法术之于君主的统治至关重要，如果把握不了，势必会出现无法驾驭群臣的局面，即按《二柄》言：“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因此，君主需要对自己的法术控制有度，不让群臣篡取。
四、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
作为君主需要循名责实、审核言论、明辨是非，即《奸劫轼臣》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而不能偏听偏信，要警惕“三人成虎”的危害性，《内储说上七术》：“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首先，“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有利于君主认清和掌握那些权臣、重臣的面目，要警惕他们利用被宠幸的优势来推荐他的同僚们，《孤愤》：“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如果此种情况真的发生，就会造成“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的不利局面。 可以说，“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之“术”的实施，有利于规范群臣百官的行为，有利于抑制他们的邪心杂念。另外，它能够有效地帮助君主辨别忠奸、察能课功，除去害法者，净化官场风气。
“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的另外指向就是“课群臣之能”，即需要考核官吏。他认为，考核是识别官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显学》言：“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任用选拔人才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不能偏信一词，《六反》：“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这种考核制度显然与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制度紧密相连系的。
五、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途径
按《韩非子八奸》言：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它指的是尊贵夫人，受宠宫妾等；二曰在旁，它指的是亲信侍从等；三曰父兄，它指的是叔伯兄弟等；四是养殃，它指的是君主所喜欢修饰的宫室台池等；五是民萌，它指的是做臣子的想尽千方百计让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六是流行，它指的是做臣子的善说花言巧语打动君主；七是威强，它指的是做臣子的恐吓群臣百姓从而实现个人意图；八是四方，它指的是做臣子的求助大国威势来逼迫自己的君主。臣下实现奸谋，当代君主就会受到蒙蔽挟制以致失掉权势，因此，君主不得不明察。
六、明察臣下实现奸谋的途径。
韩非子认为在现实的利益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奸臣，因此君主必须掌握知奸术，《八说》：“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此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关于明察臣下实现奸谋的途径，韩非子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贵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
所谓的众端参观是指君主从多个方面来考察臣子，看其各个方面是否相矛盾、相抵触，相互参验看其忠奸。所谓的必罚明威指的是对于犯错误的必须严惩，以此来树立君主的声威，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所谓的信赏尽能是指君主对臣子的奖赏要兑现诺言，这样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服务。所谓的一听贵下是指君主需要考察其臣子的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他所说的责令他切实地完成、兑现诺言。所谓的疑诏诡使是指用假诏书来考察他，看其是否忠诚。所谓挟知而问指的是君主运用所知的事情来考察其是否诚实，看其是否老实。所谓的倒错术，按《内储说上七术》言：“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其意思是说君主故意装作是非颠倒、语无伦次，即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说与实际相反的话语。 《扬权》：“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昏昏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和其是否有阴谋。另外，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采取手段不断削弱群臣的势力，以达到除去奸臣的目的，按《扬权》言：“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对于奸臣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闭，夺其辅，国乃无虎。”
结语
韩非子的“御臣术”思想，配合着“法”与“势”的学说直接促成了君权绝对化以及君主职位终身制。他的人性恶而好利的观点最真实、最坦然地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利益面纱，而其“御臣术”又把君主置于与其他一切人对立的境地。在韩非子那里，中国的君主专制已经被推向了巅峰，为此后的中国历代君王的“终极皇权”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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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3]施觉怀.韩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王宏斌.中国帝王术--韩非子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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