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吃官司(教师中心稿)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吃官司(教师中心稿)

湖南省衡阳市272厂中学 曾文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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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反复吟诵苏轼文学作品中的这些佳句的时候，我们便容易联想到他的诗句中包含的哲学理趣，词句里蕴涵的雄奇豪放，文句中体现的洒脱飘逸。我们知道，苏轼是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诗、词、文都称大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的背后有他“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丰富经历，有他坎坷曲折的人生遭际呢？在大起大落的一生中，他吃过不少次文字狱官司。

第一次是任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兴冲冲观看钱塘潮回来，写有《观潮》诗五首，其中第四首为：“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谁会想到这首本是同情吴国水泽劳苦大众的诗，竟被诬陷为“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甚至是“包藏祸心，怨望其上”的“怨上诗”呢？转知湖州上任后，他写了一封感谢信《湖州谢上表》给皇上，皇上也看过，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当时称得上“检举揭发专业户”的御史中丞舒亶说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说苏东坡反皇上已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另有一个母丧之后不服丧而遭人唾骂的高官对苏轼攻击最凶，他就是主持审讯苏轼一案的御史中丞李定，他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词，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为苏轼罗织了许多罪名。还有一个骄横跋扈的老人王圭，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资格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妒忌名震文坛的后起之秀苏东坡，他抓住《咏桧》一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两句，向神宗皇帝告状，说苏轼有“不臣意”，皇上问他：“何以见得？”他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头脑还较清醒的神宗皇帝回答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虽然如此，他们一帮人还在继续搞鬼，最后把苏轼定为死罪。在这危机关头，好在朝中的好友范镇等人写信给出皇上，说苏轼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处理；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当朝的左相吴充直截了当的对皇上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病得淹淹一息的太皇太后在神宗皇帝大赦罪犯来为她祝寿时竟说：“用不着大赦天下罪犯，放了苏东坡一个人就够了！”神宗皇帝惮于舆论的压力，亦不愿意背上“杀才士”的恶名，苏东坡才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黄州“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渐不为人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他的政敌还在虎视眈眈地找岔子。元丰八年五月，苏轼在扬州写了《归宜新兴留题竹西寺》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有这样两句：“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谛鸟又欣然。”不料又被御史参了一本，说“神宗刚死，作为臣子竟有如此欢乐的心情，实属大逆不道”。

宋哲宗绍圣四年，苏轼先被贬到英州，再贬到惠州，有人又以他两句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进谗于宰相章惇。章惇勃然大怒，认为苏轼在贬谪时居然也有“春睡美”的闲适，显然是对抗朝廷，于是就把他贬到更偏远的儋州﹝今海南省﹞，至徽宗即位方遇赦北还。

面对这些文字狱官司，苏轼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用文字抒发心中的万千感慨：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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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