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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和建安风骨(选修)
【摘要】建安风骨不是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同义词，它还有便娟婉约的一面，曹丕诗歌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丰富了建安诗歌的美学内涵。曹丕是建安风骨的主将，同时也是建安时期最具主体意识和觉醒精神的作家。
【关键词】曹丕 便娟婉约 清丽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主体意识觉醒精神 有益补充
一、建安风骨
（一）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黄巾作乱，群雄并起，从而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政权交相更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的“战国时代”。这个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在社会上最敏感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心中激起了涟漪，他们往往用饱蘸感情的笔抒发着或建功立业的慷慨，或朝不保夕的惆怅，或杀敌报国的渴望，或忧国忧民的愁怨……而他们的情感又在血与火的辉映下闪耀着慷慨悲凉之美。文学界习惯把东汉汉献帝建安年间及稍前稍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特点，成为后世文学的标榜，主要以五言诗歌为代表。其代表作家也是史上著名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
（二）对建安风骨的不同认识
建安风骨不同于建安文学，建安风骨专论诗歌，因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应瑒）的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美，形成了文学史上独特的风格，故被称为“建安风骨”。
然而，世人对“建安风骨”的认识却并不一致。
刘勰“《文心雕龙》似乎未许建安文字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称为‘风骨’的反面[1]”。
刘师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学的四个特点为“清峻、通脱、骋辞、华靡”。这些都强调了作品“文”（语言才华）的方面，而风骨强调的是内在的“质”，以文害质的倾向是刘勰所反对的。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感伤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怊怅切情”，重情而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
近期也有学者从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建安文学文胜于质是齐梁绮丽文风的渊薮，建安文学的抒情感伤、缺乏骨力等方面论述了建安文学不配冠以“风骨”一说。
但这些毕竟只是一家之言。文学界对建安风骨的主流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我们遵循学界的这种主流看法即建安风骨的特点是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李白早有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即谢眺，其诗风清丽，而李白将建安风骨和“小谢清发”作为相反的风格进行对比，可见，对建安风骨认识，古已有之。但，慷慨悲凉、爽朗刚健并不是建安风骨的全部，它应该有而且确实有着更加多样的风貌，而这要归功于曹丕。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一）曹丕
建安诗歌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三曹”中，曹操诗歌古直沉雄，而曹子健，时人更是谓之“才高八斗”。曹操是魏国政权的实际创立者，不平凡的生活阅历和创业经历，磨砺出他高贵的精神与气质，再加上位尊权重，一呼百应，堪称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而曹植放任傲气，少有文才，善为诗文，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七步成诗更是成为美谈而被后人视为神人，其生活后期因曹丕的猜忌排挤，他的文学创学更增添了许多悲凉之美。曹操、曹植的文学成就极高。
曹丕是“三曹”中同时也是建安文人中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
曹丕，字子恒，曹操次子，曹植之兄。生于军旅之间，自幼娴熟弓马，常从曹操征战。汉献帝建安年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后立为魏王世子，镇守邺城，常从诸生宴游为乐。曹操去世后，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史称魏文帝，在位七年去世。曹丕喜好文学，八岁能着文，有异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作品：《典论》五卷、《列异志》三卷，今多散失，现存诗歌四十多首。陈寿评价他：“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这些话肯定了其文学天资及成就，但是他的生活阅历不如曹操丰富，天赋才情不如曹植优秀，在曹操和曹植的光环之下相对失色。所以今人一提“三曹”，所能脱口而出的大多只有曹操、曹植，因此，曹丕的角色尴尬，似乎是建安文学中的“边缘”人物。但是曹丕的文学创作在建安文学中却有着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恰是他的阅历和才情有机结合的最特殊的产物，是我们不能复制的宝贵财富。
（二）曹丕的文学贡献
曹丕的文学贡献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影响、文学创作，而这三方面的贡献对推动建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学理论方面。曹丕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第一位以文论家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精神进行文学批评的文论家，曹丕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地位，对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集中的表达他的文学理论见解的首推《典论论文》，它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开端，共20篇，现仅存《论文》一篇。曹丕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即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以及“文人相轻”等文学批评者的态度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一朽之盛事。”就是他的这一理论，使建安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地位、作用和特点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还第一次提出了“诗赋欲丽”，强调了文学应该有美的艺术形式，这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建安时期，已经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转折点，文学经曹丕的提倡，开始取得了独立的，与学术著作共争一席之地的地位，从而结束了文学作为儒家经典附庸的时代。
文学影响方面，曹丕自幼喜好文学，长期与文人雅士交好，宴饮聚会，诗文会友，无形当中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形成一股尚文、好文、作文、品文的良好风气。曹丕作为魏国政治上的领导人，为建安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而其本人在文学内容上、形式上的创新、对文学理论的探索以及同“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团的良好私人关系都使其在建安文学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曹丕时期天下三分已定，合适的政治地位，使他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另一方面，公元230年，魏明帝下诏太傅三公，将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将子书性质的《典论》骤然提升至经、律的地位，再次利用政治权力为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把文学变成经转伟业之大事，巩固了文学独立和自主的地位。
文学创作方面。曹丕传世的作品不多，诗歌方面，留传于世的仅有：《短歌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丹霞蔽日行》、《猛虎行》、《折扬柳行》、《燕歌行》、《杂诗》等四十余首。然而，联系他的《典论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却可以发现曹丕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与建安风骨“求同存异”的意识，我们有理由相信曹丕是建安时期最虔诚的“独立风格”的追求者。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既体现了对建安风骨慷慨悲凉风格的尊崇和追随，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意识，即在慷慨悲凉风格之外独树一帜的决心。当然，一个作家总是无法摆脱时代特征在身上盖下的烙印，所以这种“求同存异”意识究竟自觉与否都不能掩作家的伟大之处。我们说建安诗歌慷慨悲凉、爽朗刚健，曹丕诗歌“便娟婉约”，“洋洋清绮”，建安诗歌“刚”性十足，曹丕诗歌有“刚”性但同时体现出“阴柔”之美，曹丕诗歌丰富了建安诗歌的美学内涵，是建安诗歌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对后来婉约诗风起着滥觞的作用。
（三）与建安风骨“求同”
慷慨悲凉、爽朗刚健作为建安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每一位建安作家有意无意追求的作品风格和美学特征。他们一方面抱着建功立业的雄心，一方面又怀着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所以无论是曹操里的《蒿里行》一类的诗歌，还是《短歌行》一类的诗歌，都是社会现实的缩影和反映。曹丕也不例外，曹丕称帝仅七年便去世，也可谓是戎马一生。其大部分的人生都是随在曹操左右南征北战，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感受生与死的倥偬。所以他的许多作品也都给人一种慷慨悲凉之感，其中不乏抒情言志的佳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其一：“早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在昔周武，爰暨公曰。载主而征，救民涂炭。救民涂炭，彼此一时。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诗虽不如曹操《步出夏门行》大气，却也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建功立业、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其二：“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白旄苦素霓，丹旗发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字识足臧。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诗歌句式严饬，用词讲究，大着笔墨描写南征时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壮观军姿，“追思太王德，胥字识足臧”，透露出诗人杀敌制胜的决心和建立功业的急切之情。而其军旅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莫过于《广陵于马上作诗》：“观兵临江水，水流河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此诗对偶整齐，以“汤”入韵，颇似曹操《短歌行》之一唱三叹，又得曹植《白马诗》之词采粲然，可谓慷慨悲凉却不古拙质木。
至于忧国怀民题材的诗歌，在曹丕作品中还是较少见的。现存仅有《令诗》：“丧乱悠悠过征，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持”曹丕的大部分诗歌风格和追求与建安风骨是一致的，他用这些诗歌像其他建安作家一样为“慷慨”一词做着自己的诠释。
但曹丕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却是那些“存异”之作。也正是这些不一样的声音为我们的古代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诗歌真正体现了诗人的天赋才情，并在建安时期铿锵作响的音符之外另奏出清新雅丽的灵动之音。
（四）对建安风骨“存异”
1 诗风清丽
钟嵘《诗品》专论五言，他说：“魏文帝诗，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钟嵘对曹丕的评价不是很高，《诗品》中仅将其列为中品。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曹丕的文学创作的成就要远低于其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其实，钟嵘《诗品》只是品，对品的标准，纵观其书，却似乎不是说的很明确。曹丕作为建安时期文人中最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和觉醒精神的一位，应该受到更高的推崇才是。近年来就有些学者称：曹丕因其本人在文学内容、形式的创新和对文学土壤的培植，实际上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当然，钟嵘对曹丕的诗歌也有肯定之处，“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诗品》曰：“李陵诗源出于《楚辞》。文多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如此看来，曹丕五言诗的源头应是《楚辞》。《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注重抒发个人情感和心志，放荡不羁，而用词华丽，对偶工巧，代表了文学逐渐进入一个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曹丕身为世子贵族，位尊权重，自然无怆怨之情，不似李陵。因此，钟嵘的这句话其实无意中告诉我们曹丕诗歌注重抒发个人性情且用词华丽，对偶工巧这样的一个事实。而“颇得仲宣之体则”一言更能验证以上的推断。众所周知，王粲的诗赋注重炼句锻字，风格清丽。所以曹丕诗歌除慷慨悲惊之外，另有一大类作品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在建安文学中很具特殊性。《燕歌行》二首是这种特殊性的最集中体现。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一首所谓的“代言体”诗。站在思妇的角度，以思妇的口吻抒发思妇内心的感受，诗人体情之入微，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写了一个思妇在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成眠时的一系列的内心情感和行为，极具阴柔之美。前三句写景，寄情于景同时景以衬情，在第一时间给人一种凄清空寂之感。中间部分以对话和问话的形式抒发了内心强烈的盼归之情。思念之浓，情悲之切跃然纸上，夺人心智。结尾部分再次写景，在景物描写中点出了时间的流逝，思念的强烈。而在诗歌意象方面，不再是建安文人笔下的车马刀剑，山高水冷，而是用了诸如：群燕、秋霜、空房、泪水、衣裳、古琴、星汉等一系列极具美学内涵的事物。韵律方面，压“凉”的韵，给人冷清之感。犹如一支埙曲那样低沉。真正做到了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
当然《燕歌行》其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他广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返；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怀顾不自存”。此诗亦是抒发思妇闺怨之情。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曹丕诗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那就是情景交融天衣无缝，作家很注重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惜笔墨绘描自然之景和身边之物，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燕歌行》其一）“悲风清厉秋风寒，罗帷徐动经秦轩”（《燕歌行》其二）“众草之盛茂，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十五》）当然，其他建安诗人也不乏类似之作，然多是情景相离，未能摆脱《诗经》赋比兴手法的影响，景是景，情是情。我们都知道赋比兴中有关的景物描写大多是可以作为诗歌的独立内容存在，尚未发展到后世所说的“情景交融，寄情于景，以景衬情”的程度，但是曹丕做得很好。“别日何易会何难，山川悠远路漫漫”不知是否李义山“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渊薮，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又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牵肠挂肚衷怀难诉，只能苦中作乐，百无聊赖的愁苦女子形象。
从《燕歌行》二首可以看出曹丕诗歌风格清丽婉约、流转和谐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使用叠字叠词，此举深得《诗经》一唱三叹之妙。若不论意境单纯形式美则直追《古诗十九首》，“慊慊”、“茕茕”、“皎皎”、“漫漫”、“耿耿”（《燕歌行》）。“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杂诗》其一）、“亭亭如车盖”、“行行至吴会”（《杂诗》其二），“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善哉行）、“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折杨柳行）等，令人目不暇接。叠词在曹丕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咋舌，这恐怕也是诗人的诗歌大有可观的原因之一吧。
曹丕之前，曾有一些诗人以“美人”自况抒幽微之情，然而终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代言体”诗，自曹丕始，文学长河中出现了大量的此类诗歌，曹丕功不可没。
曹丕风格清丽的诗歌还有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杂诗》其二历来争议颇多：“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此诗是写游子思念故乡的苦闷之情，而《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都认为是写伐吴之事。[2]关于诗歌的主旨为何暂且不论。钟嵘《诗品》曰：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赡”为富足，充足之意，“玩”当为琢磨研究之意。这里应该理解为内涵丰富，主旨幽微晦深的意思，与钟嵘《诗品》的前半句“皆率鄙直如偶语”相对。如此看来，颇有后世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意味。这与当时其他诗人爽朗刚健的直白诗风是有不同之处的，也体现了作者作品清丽婉转、内涵幽深的特点。
总之，其诗与曹操、曹植有很大的不同。刘勰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诗品》曰“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说的都是曹丕诗歌便娟婉约的风格。
2、作品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
曹丕诗风慷慨之余有清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孜孜不倦的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尝试。
曹丕诗歌的内容题材有四类：第一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其风格与建安风骨慷慨悲惊，爽朗刚健的主体特征相似，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第二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诗》。第三类冯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燕歌行》即属于此类。第四类是一些游仙诗等，题材内容丰富。
作家的生活阅历和个人气质往往直接投影于他的艺术作品。曹丕虽南征北战，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曹操的羽翼之下，那时天下三分局势基本已定，生活安乐，少了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所以曹丕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体恤多情，多愁善感，风流倜傥，浮华浪漫，不拘小节，情感丰富，甚至具有忧郁的诗人气质与情调。日日与文士们酬唱吟答，赋诗作文。所以，产生了许多宴游诗、游仙诗等。
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这些诗歌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砾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琴瑟合谐，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而心悲（《大墙上蒿行》），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潺的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丹霞蔽日行》）的忧虑。总之他的宴游诗和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一道为山水诗寄情于景树立了榜样。
游仙诗方面。曹丕仅有一首《折扬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然而对两晋时期玄言诗和游仙诗的盛行亦有一已之功。
对诗歌形式的创新，曹丕是不遗余力的，如果说其题材内容的多样是因为生活阅历和个人气质无形当中决定的，那么形式的多样化，则更能体现作家的有意识的追求和尝试。《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他那“弃置勿复阵，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人之痛，他虽然仅存诗四十余首，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
其中有对偶极工整者，如“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杂诗其一），“朝游高台观，夕宴华阴池。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宾。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善哉行）、“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猛虎行）。对偶工巧，不让唐人律诗，读来一气呵成，极尽酣畅淋漓之快。
另一方面，曹丕能大胆的突破诗体形式限制，摆脱作家固有观念，不一味追求句式整饬和严谨，能根据自我抒情的需要，往往于作品中奇峰突起，神鬼莫测的改变诗体形制，如《燕歌行》其二，前十三句皆为七言，逮至末句，“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怀顾不自存”突然插入四字句，最后又以七言收尾，令读者不禁为之一愣。随之感慨诗人发于当发处，收于当收处时的情感之强烈。
《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全诗三言、五言、六言具备，纷繁芜杂，“上留田”一句六次出现，犹如绳索将诗人对所发议论串起，这就是避免了单纯议论的枯燥无味，又使韵律和谐，利于谱曲入歌。
令人惊叹的是其《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多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的确，曹丕是魏晋时代最具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在他那高贵与骄傲的身世下，我们看到一位辛苦耕耘，努力不懈的勤勉文人形象，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三、总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文学不仅是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整个文学时代充斥着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厚实文风、建安风骨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有曹丕，曹丕以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着对清丽之美、柔性之美、婉约之美的追求，成为建安风骨最有益的补充。而其高度自觉和罕见的超越时代的作家主体意识和觉醒精神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同时，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和繁荣昌盛尽了绵薄之力。
曹丕，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风云人物，其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罡了不可磨灭的映象。魏国政权的创立者，炎炎两汉的终结者，逆命者？篡位者？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吧。我们认为他是建安作家中最特殊的一位，应有着更高的文学地位，以便后人的顶礼膜拜！
【注释】：
[1]余波.南京大学《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考察》，作者认为从学界对建安风骨的认识有着方向性的错误。
[2]魏在西北，吴在东南。诗中“西北有浮云”是自比，“吹我东南行”是说南征“，安得久留滞”是说不克而还。
【参考文献】：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编，第一册，第89页。
[3]本文所引《文心雕龙》文字均参照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4]陈寿：《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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