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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诉的申请书
当下市场经济活跃，交易频繁，申请书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请注意不同种类的申请书有着不同的格式。为了让您不再为写申请书头疼，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抗诉的申请书，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抗诉的申请书1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XX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抗诉的申请书2
申请人高，女，汉族，20xx年8月18日生，住江苏省苏州市苑幢XX室。
被申请人杨，男，汉族，20xx年2月12日生，住上海市XX区路号XX室。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对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在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xx)园民初字第号判决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的理想XX有限公司(下称"理想公司")书面说明系伪证，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返还50万元的前提条件成立即50万元已足额出资，向法院提交理想公司向爱龙XX有限公司(下称"爱龙公司")出借17.2635万元的证据及理想公司出具的其是受被申请人委托向爱龙公司注资50万元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是伪证。理由有二：1、该证据与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其50万元的出资方式是部分由本人以现金方式注入，部分是委托理想公司转账注入，相矛盾;2、被申请人只举证证明理想公司曾出借爱龙公司17.2635万元，并未举证证明曾出借50万元。另，理想公司与爱龙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因理想公司的单方言行而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爱龙公司间的股权关系或被申请人所称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这一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爱龙公司及(或)其股东对被申请人承担返还出资义务，缺乏事实基础。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
《合作协议书》载明"乙方(被申请人)出资五十万元从甲方(申请人)原有股权中取得爱龙集团有限公司4%股权，同时获得爱龙公司8%股权"、"每次资金使用前均须提交有关部门的请款报告，在甲乙二人同意并签字之后方可领取"、"乙方保证及时。足额提供公司所需经费，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上述五十万元资金原则上为20xx年10月到20xx年1月约4个月的费用，资金使用包含以下三项：A日常运营，B设备添置，C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原判决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认为是股权转让关系。该认定存在四点无法解释之处：(1)如为股权转让关系，申请人为何从未获取哪怕是1元钱的转让金?(2)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二人同意并签字方可领取"使用?(3)如为股权转让关系，被申请人为何要对爱龙公司承担出资不到位责任，即"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4)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用于爱龙公司"日常运营"、"设备添置"、"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
申请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为项目投资关系，即被申请人向爱龙公司出资，而申请人作为公司的大股东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甘愿稀释自己的股权以让渡部分股权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只负有让渡部分股权的义务，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三、申请人收集到新证据以证明《备忘录》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推翻原判决。
被申请人提供的《备忘录》擅自修改了二人之前协商达成的口头协议，在申请人急于外出之时，利用申请人年龄大、判断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及对被申请人的充分信任等，交与申请人签字，为申请人设下文字陷阱。
《备忘录》载明"(被申请人)放弃原拟向高购买的8%爱龙公司股权及高承诺赠送的股权"，双方之前从未有过有关股权转让的商谈，更谈不上达成股权转让的协议，所以无从谈起"放弃购买"。被申请人意图用这样的条款联系《合作协议书》载明的被申请人需向爱龙公司注入50万元来混淆法庭视听，以让法庭确信双方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可惜，这个条款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1、被申请人一直声称已足额出资50万元，既然已足额出资，何来条款用词"拟(购买)"?2、被申请人如未足额出资(申请人一直主张未足额出资)，其"放弃""购买"，又如何让申请人返还50万元?
《备忘录》将口头协议"爱龙公司融资成功后，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退出公司，由爱龙公司回购股权及支付其他款项5万元"修改为"根据爱龙公司的融资进程给予适当宽限，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55万元(《备忘录》第2条的文意)"。在爱龙公司经营陷入极大困难面临关门时，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内容为《备忘录》第2条的承诺，该承诺实为对爱龙公司的债务承担。一审时，申请人无法获取证明《备忘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一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在发给申请人的电子邮件中已承认(默认)其修改了口头协议。
四、本案符合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条件，可以适用民法原则以实现个案正义。
姑且不论双方证据、观点，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的价值"正义、秩序"：本案件，被申请人同意向爱龙公司注入资金取得股权是基于爱龙公司将向风险投资公司融资的事实，这其中隐含着巨大商机或收益，即爱龙公司一旦融资成功，投资方将会设法将爱龙公司上市，如此被申请人的股权将会得到数十倍的资本收益。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被申请人也应承担爱龙公司融资不成经营困难所带来的风险，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被申请人对这个风险完全是有认知的。一审判决带来的结果是，被申请人将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到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或收益机会的申请人身上;申请人未获得转让金、收益或收益机会，却要为被申请人承担投资风险。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非正义的，是违背社会秩序的。穷尽法律规则、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存有更强理由，才可以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完全符合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综上，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特向贵检察院提请抗诉。
此致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____年__月__日
抗诉的申请书3
申请人：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董事长。
被申请人：贾庆，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济南市旅游路37号2-203。
被申请人：牛丽，女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和平路22号。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xx)历民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传票未实际送达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在本案中，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原审法院既未直接送达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代收人，又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送达当事人，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2、原审法院认定所谓的委托人李**为申请人的员工，故送达之，以此证实传票已经合法送达申请人，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可见代理人授权委托不仅要是诉讼参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还需注明委托的权限，这样才是完整的委托手续。法院对于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具有审查义务。李**即便是公司的员工也不一定具有委托人资格。是员工就是诉讼代理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难道民事诉讼活动中也能适用“表见代理”原则?
就算能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李**提供的工资条及没有印章，也没有明确日期，如何能证明工资是谁发放的呢?更不能证实本案立案时李**在申请人处上班。一张名片，只能证明其原先在昌平物流待过，而不是在申请人的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案卷材料中，李**提供的一份证据(岗位责任书)恰能证实其离职时间，并且此诉讼立案时间为20xx年5月，李**又有何资格作为申请人的代收人呢?如此漏洞明显，证据不足的材料，原审法院竟能认可李**为申请人的员工，实在匪夷所思。故原审法院的送达是错误的，是有过错的，实为未送达申请人，应撤销此案，重新再审。
3、传票签收人李**原为是被申请人贾庆营的和平饭店的员工。后来贾庆将房产转租给牛丽等四人经营昌平物流，李**留在昌平物流继续上班。昌平物流20xx年 4月13日夜间已被牛丽三人以股东纠纷的名义抢占，雇佣所谓的”保安公司控制“，”任何人未经他们许可不能进出“。所有员工均已离职，20xx年5月的法院送达是如何进行的?离职的员工还能冒充申请人的员工签收传票，实在蹊跷，他又是如何得知此有此诉讼的并签收的呢?对于诉讼正常人的思维是逃避，而不是提交工资条、名片、岗位责任书等一系列的证据去主动要求参加诉讼。
为此，希望贵院着重调查李**，查清真相，有违法犯罪者交有关机关处理!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不是被申请人贾庆，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在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贾庆提供了20xx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牛丽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申请人牛丽又提供一份“合作协议”，用来证明其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为昌平物流。但是被申请人贾庆与牛丽之间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为了启动本案的诉讼伪造的，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两年后的20xx年4月份后。可通过司法鉴定做出结论。
即便是存在贾庆和牛丽之间的房屋转租合同，实际上双方当初签署的转租合同只是转移的是贾庆在原酒店的装修120万，已经履行完毕。后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昌平物流还是牛丽并没有向贾庆支付租金，而是贾庆同意后,越过贾庆直接向房主支付的租金，房主也接受了昌平物流的租金，说明昌平和房主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点诉讼中牛丽提供的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等，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房主与昌平物流，房东与昌平物流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者，才是合同的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赋予合同的履行者。贾庆和牛丽之前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同对合同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被申请人贾庆主张合同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理应得到纠正。
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抗诉的申请书4
申请人：xxxxx，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xxx，系被害人吕xx之父
申请人：xxxxx，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xx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刑初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xx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的申请书5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xx年起至20xx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xx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xx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xx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xx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xx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xx）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
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xx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xx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xx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xx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xx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xx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xx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20xx年xxx月
抗诉的申请书6
x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男年月日出生，住，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xxxxxxxxxx。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因不服xxxx年11月19日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xxxx)川凉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以及xxxx年xx月xx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xxxx)川民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xxxx年xx月xx日最高法院“(xxxx)民申字第xx号民事裁定书”依据修正后于20xx年1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200条及第208条、第209条之规定，申请贵院依法提起抗诉。
抗诉请求
本案提出抗诉，依法撤销原第一审、第二审判决及再审申请裁定。
二、抗诉支持改判被申请人
三、抗诉支持改判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法定事项。
一、关于符合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裁定的”
二、关于符合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二审对本案的一些关键证据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慎分析，而作出判决，致使作为该判决的所谓关键依据在证据上亦存在重大缺失。
三、关于符合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四、关于符合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五、关于符合第(十一)项“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9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敬请立案抗诉并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抗诉的申请书7
申请人：xxx，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xxx，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xxx，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 (范文网 )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xxx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的申请书8
申请人（原审被告）_______________，男，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生，汉族，住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被告原告）_____________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申请：____________
抗诉请求：___________
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新证据提请__________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___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__________初字_______________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
此致
____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抗诉的申请书9
申请人：js，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地址：xxx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yt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xx）鹰民一终第x号]，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js（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与甘某（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及施某（XX年4月14日患病死亡）三人以前均系某公司，1992年起，三人合伙向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对外以某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对内向某公司交纳管理费。三合伙人之间的大致分工是：施某对外联系业务，甘某对工程进行预算、结算，js管理财务。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事项的管理并不规范。合伙期间，三人合伙承包了一些工程项目。XX年，由于施某病重去了外地住院治疗，XX年4月14日施某死亡，内部结算无法进行。XX年9月，甘某以合伙人内部未进行结算为由，向贵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
XX年元月15日，贵溪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xx）贵民一初第y号]，贵溪市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为申请人采取以重复做帐，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领款等方式侵占合伙人财产，应当承担返还侵占财产的民事责任，错误判决由js将侵占的合伙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的一半计人民币183067.63元返还给甘某。
申请人js不服一审判决，向yt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XX年6月28日，yt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xx）鹰民一终第x号]，yt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故错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一审、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具体如下：
1、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js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一审认为：“合伙期间，被告（js）采用重复做账、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借用他人名义侵占合伙人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其中重复做帐为：市图书馆工程8285.5元、市检察院工程中2888.85元……借用张某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二审认为：“上诉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一、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特别是认定js借用张某的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1997年，张某承接了三合伙人承包的原贵溪四中工程中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这230570.68元就是付给张某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款。试想一下，工程完工已十多年了，张某做完工程岂肯不领工程款？如果张某没有领走这笔工款，他岂不是要天天找上门来？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浅显的道理，一、二审法院就是置之不理。二审时，js向法院提交了一分张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收到的23万多元工程款是由js支付的，但是二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该证明系复印件为由，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现在张某已将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js，张某也应愿意接受法院质证，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2、js曾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新证据，法院拒不调取。
本案的最关键的证人张某，因本人在外地工作，无法出庭作证。二审时，js曾申请法院去张某的工作地调查取证，但是法院却拒绝去外地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3、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原告的要求是分配利润100000元，虽然也注明“以结算后结果增减”，但诉讼过程中并没实际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2300元，这也是按标的100000元计算出来的，以后也没有增加案件受理费——原告甘某没有增加诉讼请求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二审法院却判决js支付183067。63元，远远超出了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4、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时，原告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告js的委托代理人龚某，也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司法部《关于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宜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代理人的批复》（司复〔xx〕12号）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别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行为，属于双重代理，应依据《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予以处罚。”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86号）第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代理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能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13、14条规定：“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当事人的身份经审判长核对无误，且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审判长宣布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依此规定，审判长应当对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才可以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没纠正双重代理这一违法行为，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程序违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法院拒不调查收集证据，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而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应当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此致
yt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js
x年x月x日
抗诉的申请书10
请求人：公司甲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公司乙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申请请求：
申请人公司甲对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淮民二终字.......号及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xx]烈民二初字第......号判决书不服，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诉。
事实及理由：
20xx年公司甲与公司乙签订煤炭供货合同，该合同约定：“货到收货地徐州铜山港，含税价800元/吨。”，“货到收货港前一切费用由供货方负责，到港后的费用由收货方承担。”，“第一批货后，结算方式为货到收货港十天一次性付清全额货款。”
公司乙声称：货已交付，公司甲一直未付货款。公司乙提供证据：1、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2、收款收据；3、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4、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5、武维维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7、煤炭化验单；8、手机缴费发票及手机短信。
我方对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存在异议。然而，东南运输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证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无法证明我方收到货物。第一，“收款收据”的名称与收取货物的收据形式上不相符；第二，“收款收据”上的填票人“李双”系何人无法证明其身份；第三，“收款收据”上收款人签名无法确认为何人；第四，“收款收据”上无公司甲的公章。数额这么大的一批货物，收货人开具的收货收据形式不合法，无单位公章且签名无法辨认，对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商榷。
证据“武维维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首先，是否真有武维维这个人，无法证实。其次，其证明收到恒升管桩港务费，即使此人真实存在，其可有证明这一内容的职能值得怀疑。再者，收到恒升管桩有限公司港务费，缴费人可为该公司人员其无法查实。换句话说，货物是否达到港口的事实此证据都无法证明，更何谈后面的证明内容。
证据“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丙结算收据”及法院“对朱从敬的问话笔录”。首先，“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无该公司公章，该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具有证明力不言而喻。其次，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只能达到证明该公司是与刘某某联系，煤是刘某某的一直在其控制范围内，且在联系时仅有第二人出现，即“姓高的”，此人又为何人仅有刘某某本人知道。至于货物是否由公司丙运到公司甲无法仅凭此证据就能达到证明的目的。运输公司与人签订运输合同仅仅是凭前去联系人嘴中得知是哪家单位需要运输货物，到底真是不是这家公司让他们运送货物，他们是不会要求联系人拿自己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相关证明证明自己身份的。因此，公司丙的结算凭证上缴费人是否为公司甲更无从证明。再者，公司丙结算收据是在20xx年10月4日开具的，而“收款收据”的日期是20xx年10月2日，退一步说，对该“收款收据”除日期外不存在异议，在没有收到货物之前就签收货收据，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根本无法理解。上述证据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依法均不应采纳。
抗诉的申请书11
申请人：______，__，汉族，____年__月__日出生，__省____________________村民，现住______________区。
被申请人：______
地址：______
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__县人民法院（__）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 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 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________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__年____日
抗诉的申请书12
申请人：***，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 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的申请书13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ss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x坤之妻。电话：180xxxx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xx，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xx。’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x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贵x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贵x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xx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
贵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xx
20xx年x月x日
抗诉的申请书14
申请人（原审被告）：xxx，男，汉族，1962年5月22日出生，xxx人，农民，现住南白村河底区47-1号。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xxx，男，汉族，1973年3月26日生，xxx村人，农民，现住南白村西头区38-1号。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xx人民检察院依法对xx人民法院（20xx）榆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20xx年申请人以下票的方式购买本村里南沟80亩四荒宜林地植树造林，以流转方式取得里南沟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共计96.5亩。经村委会同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20xx年林业部门给申请人颁发了林权证，注明四至范围及使用年限。20xx年与申请人相邻的土地承包人被申请人未经村委会同意，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超越经营范围，将原有的耕地变为林地，将杨树栽入与申请人相邻的地块中间的小渠里。由于杨树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严重影响了申请人核桃树正常生长，致使应该挂果的树迟迟不能挂果，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经济效益，给申请人造成很大损失。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避免被申请人受到损失，不得以于20xx年11月雇佣挖掘机在小渠中挖了一条宽80厘米，深1米左右的小渠，切断杨树部分根系以阻止被申请人的杨树给申请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挖渠行为构成侵权是错误的。
原审法院虽然在审理时提出本案争议焦点提出关于被申请人的的植树行为是否合法，但在认定本案的事实时却将本案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而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否合法却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如果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违法的，那么申请人采取的行为就属于针对违法行为采取的自卫行为，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如果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申请人在超过必要的限度内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是本案的关键之一，但原审法院却将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
而事实是审理此案时，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村村委会的一份证明。这份证据既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对该林地有经营权，也不能证明申请人对该林木具有所有权。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举证，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杨树属于本人的合法财产，自然此树木不属于被申请人的，申请人也就无权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申请人在审理时提供的证据购买村委会四荒的协议书及土地使用证及林权证可以充分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侵权，并且申请人提供的照片证明被申请人的树木已经给申请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申请人采取的挖渠属于自卫行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三、原审法院以申请人侵权判令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树木损失是错误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是：在本案中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且采取的方式也未超过必要的的限度，未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所以依据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综上可知，被申请人明知耕地不能随便变为林地，而在未经村委会同意下将林地变为耕地，同时在自己不具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栽种树木，而且所栽种的树木是直接危害他人利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原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判决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87条等的规定，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致
xxx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张建军
二〇XX年二月十九日
抗诉的申请书15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xxx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教师，住南岸区四公里xx学院教师宿舍xx栋xx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住所地南岸区四公里广黔路75号。
法定代表人xxx，该校校长。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申请人胜诉。
申请理由
一、二审判决认为学校将空白教案本发放给教师的行为不能证明所有权已发生转移是要求当事人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证明，违反了法律规定。
申请人认为，学校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的行为足以表明教案本的所有权已经发生移转，申请人继受取得该教案本的所有权。
诚如原判所言，教案本是被申请人购买，其所有权属被申请人所有。但这只是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以前的状态。在被上诉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之后，教案本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而由申请人继受获得。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只是将其作为办公用品发放，发放的目的是为了申请人写教案，并无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一，意思表示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其效力相同。在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上诉人时，或许并未作出明确的转移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但作为一种长期实行并为教育界(其实又何止教育界!)普遍遵守的惯例，办公用品发放给教师后，学校即不再主张对该办公用品的所有权，教师也不负返还该办公用品的义务。因为作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实，发放给教师的办公用品会在办公过程中被消耗。这种惯例是所有包括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所共知并遵守的。对于发放教案本的被申请人而言，向申请人发放教案本的积极行为，加上不再主张被发放的教案本所有权的默示认知，构成了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因此，申请人通过继受方式取得了教案本的所有权。在此情况下，不能认为学校没有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并不需要当事人另行举证证明。
其二，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的行为并非对教案本主张所有权，而仅是为了完成教学管理工作。
被申请人发放教案本后，从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目的是为了检查教师准备教案的情况，因而其管理制度中才有诸如教师不上交教案，可以给予某种形式的处分的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处分是学校对教师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学校因教师侵害了学校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而要求教师承担的民事责任。因而，也可以说学校自发放教案本后并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这正与前述被申请人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默示行为相一致。
二、申请人主张的是特定物的所有权，原判并未证明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的所有权仍属被申请人所有，即主张被申请人不应归还是错误的
本案中，教案本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一是被申请人发给申请人的教案本，是空白教案本，属于种类物;二是申请人上交给被申请人的教案本，是写有教案的教案本，属于特定物。当申请人在空白教案本中写上了教案后，此物已非彼物，教案本已不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如果原判认为被申请人有主张其空白教案本(种类物)的权利，申请人也只需以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空白教案本(种类物)返还，因何原判却以申请人所拥有的写有教案的教案本(特定物)来满足被申请人的主张呢?这显然是错误理解了种类物和特定物的关系，导致了文不对题的判决结果。
需要特点指出的是，申请人请求返还的标的物是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申请人撰写教案虽然是完成工作任务，但并不能就此推论附着了教案的特定物的所有权与未附着教案的种类物在所有权关系上就没有改变。如果说学校还有权主张对作为空白教案本的种类物的所有权的话，也不应该通过占有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这一特定物的方式实现。实际上，民法中已经规定了当事人主张种类物的方法：用种类物代替，即用另外的空白教案本归还学校以实现学校对原发给申请人的空白教案本所有权的主张;无种类物代替时，折价赔偿，即如无另外的空白教案本，申请人可以对学校发给的空白教案折价归还以实现学校主张对空白教案本的所有权。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归还附着教案的教案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原判认定申请人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不仅认定错误，而且系越权行为，应依法纠正
本案是物权纠纷，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物权纠纷与著作权纠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纠纷。法院审理案件只能以确定的案件性质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审理的内容，而不应超越这种范围。本案是物权纠纷，原判却大谈著作权保护，且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品包括文字作品”的明文规定于不顾，并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断言教案不属于“作品”范畴，意图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寻找依据。但原判的这一理由与原判结果并无事实、法律及逻辑上的联系，观点错误且超出了审判职权范围。
从法院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来看，著作权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如果案件涉及著作权问题，也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在一审案件中对其作出评判。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在物权纠纷案件中，大谈著作权问题，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原则，属违法行为。二审判决虽然认为都教案属于“作品”，但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申请人不拥有教案著作权的判决理由不置一词的情况下，维持原判，亦属错误。因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原判认定的教案不属“作品”范畴，或者教师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将被固定，为申请人就教案著作权归属问题寻求法律救济，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深望贵院主持公正，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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