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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绝唱烁古今--我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教师随笔
风中绝唱烁古今
--我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李靖
赤地千里，满目疮痍，哀鸿四起，饿殍遍野……
青衣薄衫，蓬头垢面，挈妇将雏，稽首作揖……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这位一代诗坛的霸主，中国古代诗歌中最闪耀的明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靠亲戚友人的资助，建了几间茅草屋，茅屋虽破，然儿女绕膝，可倒也有几分温馨。过上了暂时安定的生活，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的生活。可老天偏妒幸福人，上元二年（７６１）秋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他的茅屋，再一次把他从浪漫的隐居生活中敲醒，让他面对现实，让他忧思，于是写下了这首风中绝唱。
对于这首诗歌，特别是第四节写诗人在风雨不眠之夜产生的愿望：由当前的痛苦想到过去一连串的悲惨遭遇，继而想到普天下穷苦人们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从而化为了甘愿为天下穷苦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是诗人长夜不眠经过苦苦思索，从切身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极其伟大、极其宝贵的思想感情。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读者，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郭沫若先生却不以为然。他武断地认为“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是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进而得出结论：“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这实在不但刺伤了杜甫，也嘲弄了历代的诗论家，更是误导了读者。
诚然，诗人所指的“寒士”是读书人而并非广大劳苦大众，肖涤非先生则认为“寒士”“可以而且应当理解为‘寒人’，从杜甫全人以及‘穷年忧黎元’，‘一洗苍生忧’这类诗句看，作这样的引申是合乎实际的，并非美化。”但是，郭老先生为什么不能这样看呢？原来他也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时候。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他已将杜甫定性为“地主”成分，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甚至连“三吏三别”也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成的作品，因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果真如此么？不知郭老先生对诗人56岁（大历二年）秋天写的《又呈吴郎》能否说上几句好话，可惜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他避而不谈，因此也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以上两位大家的高论，窃以为多有不当。杜甫，作为一代人杰，他的思想应该是高远的，视野是开阔的。苦难对人的影响，无非三种;最下者埋怨命运不公，由怨天尤人到仇恨外物，于是堕入魔道；中者以此为动力，改变自己命运，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沦为于连之属，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为小人；最上者，因其对苦难体会良深，，于是更能理会别人之苦难，甚至在面对别人苦难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这样的人，命运依旧坎坷，，身份依旧卑微，，但是灵魂却因此而不朽。杜甫就是这样的人。凡俗人如我辈，能做到中者已属上乘，，于是，现在依稀明白，杜甫为何被称为“圣”了：因为他对自然、对万物、对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的表现自己的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所以他在诗歌中所呼唤的“大厦”，应该是指大唐帝国，是一个兴旺发达、国盛民富、兵强马壮的帝国景象。唯有此才可以真正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 ，以清风作壁垒，以苍天作屋宇，用一生的疼痛烛照世间的伤痕，用至高的灵魂抚摸饥寒的世界，宛若长安街上一粒小小的尘埃，而历史和人民，却将他立成一块永恒的丰碑：居一室而悲天下，破一屋而叹天寒，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愧为一代“诗圣”
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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